chubai1995年春天，乔治·W·马斯克坐在FBI测谎仪考官对面，回答关于他生活和忠诚的问题。他如实回答了所有问题，但测谎仪却显示他在保守机密信息和与外国情报机构接触方面存在欺骗行为。
“我的整个职业前景基本上被粉碎了，”马斯克后来回忆道，”我怎么可能说了实话却通不过测谎仪？”
这个疑问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也让他成为测谎仪批评运动的先驱之一。今天，他共同创立的网站AntiPolygraph.org上，充满了被测谎结果伤害者的个人陈述、政府使用测谎技术的官方文件，以及关于测谎诉讼的信息。
马斯克并非孤例。科学家、媒体和司法系统都对测谎仪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研究表明，测谎仪捕捉的生理信号容易出现假阳性，而真阳性率却不够高。事实上，正是对其科学有效性的质疑，导致测谎结果在美国大多数法庭上不被采纳。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疑虑，测谎仪仍在执法调查和安全审查申请中使用。这种根深蒂固的使用可能使美国更容易受到安全威胁，并导致虚假供述和错误监禁。
**一、百年僵尸：测谎仪的科学困境**
测谎仪的发明通常归功于约翰·奥古斯都·拉森，他是一名拥有生理学博士学位的警察。1921年，他测量了一个人的脉搏、血压和呼吸，灵感来自于威廉·莫尔顿·马斯顿最近提出的技术改进。（马斯顿恰好也是漫画《神奇女侠》及其”真理套索”的创造者，这个套索能迫使被捕获者说实话。）
一个世纪过去了，测谎仪的基本概念几乎没有改变。”这是一种持续了100年左右、至今仍在使用的僵尸般的东西，”明尼阿波利斯奥格斯堡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本·登金格说。
现代测谎仪测量与拉森时代相同的变化，此外还测量皮肤的导电性——这是出汗的替代指标。通常，考官会提前面试受试者，收集他们生理指标的基线数据。测量的考试包括中性的控制问题，以及与调查人员寻求真相相关的相关问题。
但根据大量研究，测谎仪无法可靠地检测说谎或说实话。200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的一份里程碑式报告发现：关于测谎术的研究质量低下；对其工作原理的理论解释不足；假阳性率不可接受；假阴性率构成风险。研究人员至今仍在引用这项研究。
**二、无辜者的劣势：当真相成为代价**
登金格引用明尼苏达大学心理学荣誉教授威廉·G·亚科诺的证据指出，测谎仪只能识别75%的有罪者。但关键的是，它们准确判断说实话者的时间只有57%左右。
“研究普遍表明，无辜者处于劣势，”他说。
登金格和亚科诺一直担任”无罪计划”的持续顾问，这是一个试图为被错误定罪者平反的非营利法律组织，处理涉及测谎仪和虚假供述的案件。他们为2024年的一份法庭之友简报做出了贡献，说明测谎仪如何被不当用于获取虚假供述，以支持该组织在德克萨斯州正在处理的一个案件。
虽然自1998年以来，测谎结果通常不允许在法庭上使用，但它们仍用于刑事调查，测谎检查产生的供述可以作为证据出现在审判中。
2023年，当登金格和亚科诺从国家免罪登记处提取案件时，他们发现了56起案件，其中免罪者在审讯过程中接受了测谎，随后提供了虚假供述。在36起有明确测谎考官判断的案件中，只有8起案件出现了正确的无罪结果。
但登金格对数据集的问题更进一步：”在这个数据集中，每个接受测谎的人都受到了测谎仪的伤害，”他说，”要么他们被告知失败，因为考官认为结果是欺骗性反应，这是错误的解释；要么他们是诚实的，但审讯人员或考官歪曲了结果，告诉他们失败了。”
**三、替代技术的迷思：从眼球追踪到脑部扫描**
鉴于这些疑虑，研究人员和公司正在尝试寻找更可靠和现代的检测欺骗的方法。他们的方法——从监测非自愿的眼球行为到脑部活动——也不完美。一些研究人员甚至质疑这样的努力是否可能。
“这有点不科学，”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的法律学者基里亚科斯·科佐格鲁说，”认为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身体行为方式存在某种平行行为的想法。”
尽管如此，一些人仍然希望有一种科学的方法来发现他人是否在说实话。一些专家说，真正的问题是，人类可能过于复杂，无法进行这种量化。
**四、窄门与宽门：当科技试图替代信任**
所有看似轻松的”宽门”，最终通往的往往是更逼仄的困境；而那些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窄门”，背后才是真正开阔的人生风景。
测谎仪及其替代技术，本质上是一种试图用科技捷径替代人类复杂判断的”宽门”。它承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用机器读数代替人际信任，用生理指标代替心理理解，用算法代替同理心。
但真相从来不是简单的生理反应。焦虑、恐惧、紧张、兴奋——所有这些情绪都能产生与欺骗相似的生理信号。一个无辜者在高压审讯下的反应，可能与有罪者的反应无法区分。一个熟练的说谎者，经过训练后，可能能够控制自己的生理反应，通过测谎测试。
更危险的是，当我们将判断真相的权力交给机器时，我们实际上放弃了自己作为人类的判断责任。我们开始相信，真相可以被量化、被测量、被标准化——就像血压或体温一样。
但真相远比这复杂。真相存在于语境中，存在于关系中，存在于人类互动的微妙舞蹈中。真相需要时间、耐心和理解来揭示，而不是一个简单的”通过”或”失败”的二进制结果。
**五、被量化的信任：当人性成为数据点**
在追求”客观”真相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正在失去更重要的东西：信任的能力。
信任从来不是基于完美的信息或绝对的确定性。信任是一种飞跃，一种在不确定性中的选择，一种愿意相信他人的意愿，即使存在被欺骗的风险。
当我们用测谎仪替代信任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说：”我不相信你，除非机器告诉我可以相信你。”这种态度侵蚀了人际关系的基础，将人类互动简化为可验证的交易。
在安全审查的背景下，这种态度尤其危险。一个可能通过测谎测试的熟练间谍，比一个因为紧张而未能通过测试的忠诚公民，构成更大的威胁。测谎仪给了我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让我们相信我们已经”筛选”了风险，而实际上我们可能只是筛选掉了那些不擅长应对高压情境的人。
**六、回归窄门：重新学习信任的艺术**
真正的安全，真正的真相发现，需要走”窄门”。这意味着：
1. 接受不确定性：承认我们永远无法100%确定他人的意图或诚实度
2. 投资于关系：建立基于长期互动和了解的信任，而不是一次性测试
3. 培养判断力：发展人类判断的微妙艺术，而不是依赖机器的二进制输出
4. 容忍风险：理解信任总是涉及风险，而试图消除所有风险可能创造更大的风险
测谎仪及其替代技术的追求，反映了我们文化中更深层次的不安：我们对复杂性的不耐，对确定性的渴望，以及对简单解决方案的迷恋。
但人性不是算法。真相不是数据点。信任不是可以外包给机器的技术问题。
当我们试图用科技窥探人心时，我们可能正在失去更重要的东西：相信他人的能力，容忍不确定性的能力，以及在复杂世界中导航的能力。
测谎仪可能有一天会被更先进的技术取代，但真正的问题不会改变：我们如何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建立和维护信任？
答案可能不在于更好的机器，而在于更好的人类判断。不在于更精确的测量，而在于更深的理解。不在于消除所有风险，而在于明智地管理风险。
窄门难走，但它是唯一真正通往开阔风景的道路。在追求真相的道路上，最可靠的指南针可能不是机器，而是我们共同的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