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落山后不久，枪声响了。

16岁的Khalil Abu Alia倒在了自家门槛上。子弹击中他的脖颈，弹道指向屋顶——那里蹲着一个狙击手。三天后，他本该走进al-Mughayyir男子学校的十一年级教室，翻开新学期的课本。

和他一起倒下的，还有19岁的Omar al-Nassan。这个夏天，他刚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同一所学校毕业。他中了两次枪，第二枪打在背上。两个孩子都没能活着被抬进医院。

这不是流弹，不是冲突中的误伤。

村民和以色列活动人士还原了那个黄昏：一群定居者在警察和军人的护送下进入村庄，直奔一户巴勒斯坦人家，要抢走几十只羊。定居者声称那些羊是他们的，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没有权属证明，没有盗窃报案，没有调查。当村民扔出石块和水泥块阻拦时，屋顶上的枪已经响了。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的说法是：“部队向主要煽动者开枪，以消除威胁。确认命中。”

“确认命中”的，是一个即将升高三的男孩的脖颈，和一个刚以优异成绩毕业的青年的后背。军方至今没有说明，后一枪究竟来自士兵，还是定居者。

这所al-Mughayyir男子学校，全校只有470名学生。英语老师Waheed Abu Naim在电话采访中说，遇难的两个孩子，他都教过。何止教过——今年一年，这所学校已经失去了5名学生。

1月，一个14岁的男孩在村清真寺外被杀。4月，一个14岁的男孩在校门口被杀。6月，一个17岁的男孩——巴勒斯坦青年足球队的队员——被杀。然后是这一次，16岁的Khalil和19岁的Omar。

Abu Naim的兄弟，也在4月死在了定居者手里。

“我们不知道这些罪行还要持续多久。”他说。

三天后就是新学期。别的学校在准备课本和课表，al-Mughayyir男子学校在准备什么？他们把围墙加得更高，在墙顶缠上铁丝网，加固了校园大门。他们还在制定教学应急预案——过去两周，村庄的封锁正在一天天收紧。

学校里26名教师，只有9人住在村里。老师们担心，另外三分之二的人，周一可能根本到不了讲台。

这个村庄被围困得太久了。2023年底以来，进出al-Mughayyir的道路被路障一条条堵死，只留下一条。至少8个定居者前哨站，从四面八方向村子合拢。8月下旬开始，士兵和定居者连那最后一条路也不放过，一封就是几个小时。临时检查点就设在学校附近，早晚各一次。

过去一周，至少8户人家因为无法通勤，逃到别处租了房子。

把镜头拉远，al-Mughayyir并不孤单。

同一天，希伯伦南部的山区里，以色列军队推平了整个Khirbet al-Taban村。12户人家的房屋、水窖、储物间、牲口棚、洞穴，被全部夷平。70名居民一夜之间失去家园，其中28个是孩子。

以色列人权组织B’Tselem的统计显示，自2023年10月以来，已有66个巴勒斯坦社区被从地图上抹去，另有18个被部分清除，近5000人被赶出家园——将近一半是儿童。

B’Tselem执行主任Yuli Novak说：“以色列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抹去巴勒斯坦社区，这是它在约旦河西岸进行的种族清洗的一部分。世界继续袖手旁观，巴勒斯坦人及其生命，就这样完全暴露在以色列的暴力之下。”

这一切并非临时起意。早在1981年，以色列就把包括Khirbet al-Taban在内的Masafer Yatta地区划为“军事训练区918号”，几十年来不断试图驱离当地约1200名居民。村民们打了数十年官司，只换来拆除的延缓，没能换来留下。而同一片区域内，11个定居者前哨站安然矗立，住着一些以极端暴力著称的定居者——从来没有一个被要求拆除。

教育本是一个人走向未来的路。可当上学要赌上性命，当学校需要铁丝网才能护住孩子，当一个又一个孩子倒在门槛上、校门口、清真寺外，被抹去的就远不止建筑和生命，而是一个民族对明天全部的想象。

那个17岁的少年，再也踢不了球了；那个14岁的孩子，再也进不了校门了；那个16岁的男孩，等不到他的十一年级了；那个19岁的优等生，等不到他的毕业典礼了。

他们，只是想上学。

隔着屏幕，我们读到了这些名字，看到了这些数字：470名学生，一年5人被杀；66个村庄消失，近5000人流离失所。然后呢？

如果你感到愤怒，请记住这份愤怒，别让它被信息流冲散。如果你感到无力，也请记住这份无力——因为当所有的“确认命中”都不再激起波澜，当第67个村庄正在消失而我们依然沉默，沉默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选择。

别让他们的名字，只是新闻里一行匆匆划过的字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