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bai当’短期痛苦’成为安全赌注：贝森特的’经济安全’悖论与全球代价
最近，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接受BBC采访时的一番话，在全球经济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于美以与伊朗战争可能将全球经济拖入衰退的警告，贝森特轻描淡写地表示：’一点小小的经济痛苦’，对于换取长期的国际安全来说是值得的。
‘我在想，如果一枚核武器击中伦敦，全球GDP会受到多大的打击…’贝森特在采访中说，’我想说的是，与长期安全相比，我对短期预测不那么担心。’
这句话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最核心的悖论：当国家安全与经济福祉被置于天平两端时，决策者如何权衡？又或者说，这种权衡本身，是否已经预设了一个危险的逻辑陷阱？
**一、’安全’赌桌上的经济筹码**
贝森特的逻辑看似简单直接：用短期的经济阵痛，换取长期的战略安全。然而，这个’短期’与’长期’的定义权，完全掌握在说话者手中。
根据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在最坏的情况下——石油、天然气和食品价格飙升并在今明两年保持高位——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在2026年降至2%以下。IMF警告说：’这将意味着全球衰退的临界点，自1980年以来这种情况只发生过四次。’最近一次是在新冠疫情期间。
能源价格自战争开始六个多星期以来已经飙升，关键的海上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已经关闭，美伊和平谈判也已失败。IMF表示：’全球经济再次面临偏离轨道的威胁——这次是由于2026年2月底中东战争的爆发。’
IMF指出，可能导致全球放缓的最严重条件包括：今年石油价格平均达到每桶110美元，并在2027年达到125美元。基于这些假设，IMF表示通胀明年可能高达6%。这可能迫使各国央行提高利率以减缓价格上涨速度。
IMF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耶·古兰沙告诉BBC，长期冲突将导致螺旋式通胀，推高失业率，并导致一些国家的粮食不安全。他警告说，即使冲突今天结束，对石油供应的影响也将与1970年代石油危机的影响一样大。
**二、’痛苦’的分配：谁在承受，谁在受益？**
贝森特口中的’一点小小的经济痛苦’，在不同国家、不同阶层的人民身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IMF预测，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英国将受到伊朗战争能源冲击的最大打击。它将英国今年的增长预期从之前的1.3%下调至0.8%。然而，它预计英国随后将以1.3%的经济扩张复苏。
与此同时，根据IMF的预测，俄罗斯经济预计今年和明年将分别增长1.1%，高于之前预测的0.8%和1%。俄罗斯在四年前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受到了一系列制裁的打击。今年3月，随着全球油价飙升，特朗普取消了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限制。
欧盟财政专员警告不要各国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认为该国正在’从这场战争中成为赢家’。’能源价格上涨，这为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提供了额外的收入，’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在华盛顿IMF峰会期间的一次活动上说，’现在不是减轻对俄罗斯压力的时候。’
这种’痛苦’的不对称分配，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大国谈论’必要的经济代价’时，他们往往指的是其他国家的代价，而非自己的。
**三、安全幻觉与真实威胁的错位**
贝森特在采访中强调：’你能承担的最大风险是你不知道自己正在承担的风险。现在我们知道，伊朗人向迪戈加西亚岛射击时，他们确实拥有可以到达伦敦的中程洲际弹道导弹，而且我们知道他们想要核计划。’
然而，英国政府发言人的回应却呈现出不同的图景：’没有评估表明伊朗正试图用导弹瞄准欧洲。但我们拥有所需的军事能力，以保护英国免受任何类型的攻击，无论是对我们本土的攻击还是来自国外的攻击。无论威胁是什么，我们都准备好保卫国家。’
这种认知差异令人深思：当一国的安全官员认为威胁迫在眉睫，而另一国的情报评估却认为威胁’遥远’时，所谓的’安全’到底是一个客观现实，还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政治话语？
更值得警惕的是，贝森特补充说，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已经消除了伊朗对西方国家进行核打击的’尾部风险’。这种将军事行动包装为’风险管理’的语言，巧妙地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军事行动本身是否正在创造新的、更大的风险？
**四、’长期安全’的迷思与代价**
贝森特逻辑的核心在于一个假设：通过制造短期的经济痛苦（和可能的军事冲突），可以换取长期的、可持续的安全。但这个假设本身存在三个致命缺陷：
第一，它假设安全是一个可以通过一次性’购买’获得的商品，而非一个需要持续维护的动态过程。历史反复证明，通过武力强加的安全往往脆弱不堪，反而会激发更强烈的反抗和更深的敌意。
第二，它忽视了经济痛苦本身可能成为不安全的新源头。IMF预测，伊朗经济今年将萎缩6.1%。然而，它预测如果战争在未来几周内结束，2027年将反弹3.2%。但这远非确定。周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封锁伊朗港口以阻止出口。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崩溃，其人民陷入贫困和绝望时，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土壤就会变得肥沃。短期的经济痛苦，可能正在为长期的安全威胁埋下种子。
第三，它假设决策者能够准确计算’痛苦’与’安全’之间的兑换率。但现实是，这种计算充满了不确定性。IMF预测，卡塔尔经济将在2026年收缩8.6%，然后在明年以8.6%的增长反弹。它还预测伊朗的邻国伊拉克今年将因战争受到经济打击，放缓6.8%。但预计将在2027年恢复至11.3%的增长。
一个国家的经济韧性将取决于许多因素，IMF表示，包括对能源基础设施的破坏、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以及替代出口路线的可用性。
**五、超越’痛苦与安全’的二元对立**
贝森特的言论之所以危险，不仅在于其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思维模式：它将复杂的地缘政治简化为一个简单的交易，将多维度的国际关系压缩为单一的’安全-经济’权衡。
这种思维忽略了几个关键维度：
首先，它忽略了外交和对话的可能性。当贝森特说’一点小小的经济痛苦值得’时，他实际上是在说：我们已经排除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剩下的只有施压和对抗。
其次，它忽略了全球相互依存的事实。在全球化时代，一国的’经济痛苦’会通过贸易、金融、能源等渠道迅速传导至全球。IMF已经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下调，预测2026年将增长4.4%，低于1月份预测的4.5%增幅。
第三，它忽略了人道主义的维度。食品价格在美以与伊朗战争期间在伊拉克等国家上涨。当决策者谈论’经济痛苦’时，他们谈论的是GDP数字和通胀率；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意味着更少的食物、更高的失业率和破碎的生活。
**结语：当安全成为最昂贵的奢侈品**
贝森特的言论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在国际政治中，’安全’正在被异化为一种需要不断用经济和社会代价来’购买’的奢侈品。而且，这种’购买’往往遵循着’用别人的钱，买自己的安全’的逻辑。
IMF表示，大多数中东石油出口国预计明年将出现好转，’基于能源生产和运输在未来几个月内正常化的假设’。但它警告说，这个假设’如果冲突持续时间延长并且遭受的损害程度被重新评估，可能需要修订’。
真正的安全，不应该建立在对他人施加痛苦的基础上。可持续的安全，必须来自于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和共同繁荣。当一位财政部长可以如此轻松地谈论’一点小小的经济痛苦’时，我们或许应该问：这’痛苦’由谁承担？这’安全’又为谁所有？
在人类历史上，太多悲剧都始于这样看似理性的权衡：用少数人的牺牲换取多数人的安全，用今天的痛苦换取明天的安宁。但历史也告诉我们，当痛苦被正当化，当牺牲被常态化，最终没有人是安全的。
或许，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不是如何用经济痛苦换取安全，而是如何构建一个不需要以痛苦为代价的安全世界。这条路更加艰难，但却是唯一可持续的道路。
乌克兰战场上的’钢铁士兵’：当战争变成机器人的游戏，人类的价值在哪里？
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段视频声明，在军事科技界掀起了波澜。他声称，乌克兰的军用机器人和无人机已经能够独立攻占俄罗斯阵地，甚至迫使俄军士兵向机器人投降。如果属实，这将是战争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人类士兵第一次大规模地被机器替代，在战场上执行最危险的任务。
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的数据，过去五个月里，无人地面车辆的作战任务增加了三倍，仅今年3月就执行了超过9000次机器人任务。而乌克兰公司DevDroid开发的Droid TW 12.7军用机器人，装备着M2勃朗宁机枪，能够以成人步行的速度行进25公里，操作员可以通过无线电或星链卫星服务远程控制。
乌克兰第3军团的指挥官甚至提出，通过引入更多机器人，到今年年底可以将步兵编制减少30%。这意味着，每三个士兵中就有一个可能被机器替代。
**战争伦理的转折点**
这不仅仅是军事技术的进步，更是战争伦理的一个根本性转折点。当战争变成机器人的游戏，我们不得不问：人类在战争中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传统的战争伦理建立在几个基本前提上：士兵是国家的公民，他们的生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战争是政治的延续，需要人类的判断和决策；战场上的勇气、牺牲和荣誉，构成了军人职业的核心价值。
然而，机器人的大规模介入，正在动摇这些基础。
**案例的梯度递进：从工具到主体**
让我们看看这场技术变革的梯度：
第一级：无人机作为侦察工具。这已经改变了现代战场的面貌。根据2026年2月的数据，无人机监视和打击创造了一个长达20公里的’杀戮区’，迫使士兵只能在夜间、雾天或使用反热成像斗篷才能移动。无人机现在造成了双方战场伤亡的大多数。
第二级：地面机器人执行危险任务。乌克兰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人进行补给运输和医疗后送，减少人员暴露在无人机威胁下的风险。这些机器人还装备机枪和榴弹发射器，有时甚至被设计成移动炸弹。
第三级：机器人迫使敌人投降。这是最令人不安的一步。当俄罗斯士兵向乌克兰机器人投降时，他们面对的不是人类敌人，而是一堆钢铁和电路。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战争的’人性界面’正在消失。
第四级：自主决策的AI武器。乌克兰正在测试集成自主软件和AI能力的无人机，即使因敌方干扰失去与操作员的通信，也能继续追踪和打击目标。这距离完全自主的杀人机器，只有一步之遥。
**’战争去人性化’的哲学困境**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提出’平庸之恶’的概念，指出当暴行被官僚体系分解为无数个小步骤时，执行者会失去道德感知。而机器人战争，可能是’平庸之恶’的终极形态。
按下按钮的士兵，距离死亡现场可能有数百公里。他们看不到敌人的面孔，听不到他们的呼喊，感受不到生命的消逝。战争变成了电子游戏般的体验——屏幕上的目标被清除，得分增加，任务完成。
更可怕的是，当AI获得自主决策权时，连’按下按钮’这个最后的人类环节都可能消失。算法将根据预设的参数，自行决定谁该活，谁该死。
乌克兰第38海军陆战旅的一位副营长告诉《基辅独立报》，机器人试图撤离伤员的尝试，在五分之四的情况下都失败了，因为它们无法应对战场上的复杂地形。这个细节很重要：机器可以执行任务，但它们不理解’拯救生命’的意义。它们只是按照程序运行。
**技术的悖论：保护生命，还是贬低生命？**
支持者会说，机器人保护了乌克兰士兵的生命，让他们不必暴露在致命的无人机威胁下。这当然是事实。根据洛伊研究所的分析，像无人机一样，机器人也面临信号丢失和敌方电子战的通信挑战。
但这里存在一个深刻的悖论：我们使用机器来保护人类生命，却在过程中将战争变成了更加非人化的过程。我们拯救了一些生命，却让整个战争失去了人性的维度。
当俄罗斯士兵向机器人投降时，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是一台没有情感、没有怜悯、没有荣誉感的机器。投降这个行为本身，在人类战争中有着复杂的意义——承认失败，寻求宽恕，保存生命。但向机器投降，这些意义都消失了。
**人类价值的不可替代性**
战争是可怕的，但战争中展现的人类品质——勇气、牺牲、战友情谊、对敌人的怜悯——这些构成了我们人性的一部分。荷马的《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为好友帕特罗克洛斯之死而悲痛欲绝；《三国演义》中，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二战中，圣诞休战期间敌对双方士兵一起踢足球……这些时刻之所以被铭记，不是因为战争的残酷，而是因为在最极端的环境中，人性依然闪耀。
机器人不会有这样的时刻。它们不会为同伴的’死亡’（损坏）而悲伤，不会对敌人产生怜悯，不会在圣诞节停火。它们只是执行任务的工具。
乌克兰的机器人浪潮，是面对强大敌人时的无奈选择。俄罗斯军队同样在2025-2026年冬季增加了机器人的使用。这是现代战争逻辑的必然发展——为了生存，必须采用最有效的技术。
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让技术逻辑完全取代人的逻辑。正如乌克兰第3军团的指挥官所说，机器人可以减少步兵编制，但不能替代指挥官的判断、士兵的勇气和战争中所有那些无法量化的’人性因素’。
**结语：在钢铁与血肉之间**
战争永远不会是美好的，但人类在战争中的选择，定义了我们是谁。当乌克兰士兵在战壕中坚守，当医护人员冒着炮火抢救伤员，当普通民众在废墟中互相帮助——这些是机器人无法替代的。
技术可以改变战争的形式，但不能改变战争的本质：它仍然是人类政治冲突的暴力解决方式。只要这个本质不变，人类就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无论是按下按钮的人，还是设计算法的人，或是决定开战的人。
机器人的钢铁之躯可以执行任务，但只有人类的心，才能理解什么是勇气，什么是怜悯，什么是值得为之战斗的和平。在追求军事优势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保护生命的最好方式，或许不是用更多的机器替代人，而是找到不再需要战争的理由。
—
**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1. 你认为机器人参战是军事进步的必然，还是伦理的滑坡？
2. 如果未来战争完全由AI和机器人进行，人类只负责决策，这样的战争会更’人道’吗？
3. 技术能否真正解决人类冲突的根本问题？
苏丹战争第四年：被世界遗忘的150万条生命，与一场’血淋淋不可接受’的沉默
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以北1200公里的苏丹港，法蒂玛每天都会走到海边，望着红海的方向发呆。她的继子已经在科尔多凡省的战斗中失踪整整一年了。
“我们不知道他是死是活。”法蒂玛的声音平静得可怕，”有时候，不知道比知道更折磨人。”
法蒂玛的故事，只是苏丹战争中11,000多个失踪人口登记案例中的一个。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数据显示，这个数字在过去一年里增长了40%以上，而真实数字可能高出数倍。去年，该组织帮助了62,000个家庭寻找失踪的亲人——这个数字本身，就揭示了这场冲突的混乱本质。
**一、”血淋淋不可接受”：一场被选择性忽视的灾难**
“血淋淋不可接受。”联合国驻苏丹最高官员丹尼斯·布朗在战争三周年前夕对《卫报》说出了这句话。
她的愤怒指向一个残酷的现实：当世界聚焦于其他危机时，苏丹——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大人道主义危机的国家——正在被系统性遗忘。
数字冰冷得令人窒息：
– 3300万人需要援助
– 至少15万人死亡
– 140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
– 近一半社区厨房在过去六个月内关闭
– 37%的医院”无法运作”
– 200多起针对医疗设施的袭击被记录在案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安全研究所的详细评估显示，这场战争使苏丹经济倒退了30多年。如果冲突持续到2030年，还将有3400万人陷入贫困。
然而，今年苏丹人道主义计划的资金到位率仅为16%。
**二、一顿饭的生存：当饥饿成为日常**
在苏丹西达尔富尔地区的一个被烧毁的村庄废墟旁，人们排着长队等待社区厨房分发食物。这些厨房曾是数百万人的生命线，但现在，几乎一半已经关闭。
伊斯兰救济组织的最新研究揭示了这一令人震惊的现实。与此同时，反饥饿行动联盟等援助机构的研究发现，数百万苏丹人每天只能靠一顿饭生存。
“在某些情况下，运送成本现在比物资本身还要贵。”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谢尔登·耶特说，”由于伊朗战争，运输成本增加了30%。燃料价格飞涨。”
他描述了一个恶性循环：”在提供人道主义支持的成本上升的同时，我们可用的资源却在减少。”
无国界医生组织在苏丹的工作人员描述了这样的场景：母亲们不得不选择哪个孩子今天可以吃饭；老人们因为营养不良而虚弱得无法站立；孩子们的眼睛因为缺乏维生素而变得浑浊。
**三、选择性关注：为什么苏丹被遗忘？**
丹尼斯·布朗的质问直指核心：”每一次关于苏丹的对话都是关于人道主义危机。为什么不专注于找到结束战争的办法呢？”
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国际政治的残酷逻辑。
1. **地缘政治的复杂性**：苏丹冲突涉及多个区域和全球大国利益，包括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及、俄罗斯和美国等。各方利益交织，使得和平进程异常复杂。
2. **”危机疲劳”**：在乌克兰战争、加沙冲突、全球气候变化等多重危机叠加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和媒体的注意力被分散。苏丹的悲剧成为了”又一个”人道主义灾难。
3. **报道障碍**：战地记者进入苏丹困难重重，安全风险极高。缺乏第一手现场报道，使得这场危机在国际舆论场中”失声”。
4. **种族维度**：苏丹冲突中的种族因素使得国际社会的反应变得复杂。达尔富尔地区的暴行历史让一些国家在介入时更加谨慎。
**四、柏林会议：又一次希望？**
4月16日，德国政府主办了最新一轮苏丹问题会议。援助机构希望这次会议能够确保增加资金，并施压交战各方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
然而，历史并不乐观。各种”和平谈判”倡议都未能遏制暴力——这场冲突以反复发生的暴行和战争罪为特征，双方显然都相信自己仍能取得彻底胜利。
苏丹前总理阿卜杜拉·哈姆多克在《卫报》撰文指出：”苏丹没有迷失。这是我们国家打破暴力循环的最后途径。”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果断的行动，而不仅仅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五、消失的一代**
回到苏丹港的海边，法蒂玛仍然在等待。她的等待，象征着整个国家的等待——等待和平，等待正义，等待被世界记起。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苏丹负责人丹尼尔·奥马利描述了这种持续的模式：”当某个地方易手时，人们就会失踪、消失。”
这场战争不仅夺走了生命，还夺走了身份、记忆和未来。失踪的11,000多人背后，是11,000多个破碎的家庭，11,000多个未解之谜。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显示，苏丹有1900万儿童失学，这意味着一整代人正在失去受教育的权利。营养不良率在某些地区高达30%，儿童发育迟缓将成为终身的影响。
**六、沉默的成本**
丹尼斯·布朗的”血淋淋不可接受”不仅仅是对现状的描述，更是对国际社会的控诉。
当世界选择性地关注某些危机而忽视其他危机时，它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息：有些生命比其他生命更值得拯救。
苏丹的悲剧提醒我们，人道主义不应该有地理界限。饥饿的儿童在苏丹的难民营里哭泣，与在加沙或乌克兰的难民营里哭泣，有着同样的分量。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根据”援助数据”项目的分析，2023年全球人道主义援助中，乌克兰获得了约17%，而苏丹仅获得约3%。这种不平衡的分配，反映的不仅是资源的稀缺，更是关注度的差异。
**七、寻找出路**
打破苏丹僵局需要多管齐下：
1. **政治意愿**：国际社会必须将苏丹置于外交议程的首位，而不仅仅是人道主义议程。
2. **区域合作**：非洲联盟和周边国家需要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推动真正的和平进程。
3. **问责机制**：必须建立对战争罪和暴行的问责机制，打破有罪不罚的循环。
4. **创新援助**：在传统援助渠道受阻的情况下，需要探索新的援助方式，如数字现金转账、跨境行动等。
5. **公民社会参与**：苏丹本土的公民社会组织应该在国际支持中发挥更大作用。
**尾声：海边的等待**
黄昏时分，法蒂玛从海边走回临时住所。她不知道明天是否会带来消息，但她知道，等待是她唯一能做的事情。
在苏丹各地，数百万个法蒂玛正在等待——等待食物，等待药品，等待亲人归来，等待战争结束。
他们的等待，是对国际社会良知的拷问：我们还要让这种”血淋淋不可接受”的状况持续多久？
当苏丹战争进入第四年，这个问题不再只是关于苏丹，而是关于我们共同的人性。在选择性关注成为常态的时代，记住那些被遗忘的危机，或许是我们对抗冷漠的最后防线。
因为每一个在苏丹失踪的人，每一个每天只能吃一顿饭的孩子，每一个在废墟中寻找亲人的母亲，都在提醒我们：沉默，是有代价的。而这个代价，最终将由我们所有人来承担。
尼日利亚市场空袭惨案：当’精准打击’误伤200平民，反恐战争的道德困境
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与约贝州交界处的吉里市场，周六的喧嚣被突如其来的死亡寂静取代。42岁的马拉克·加尔巴躺在迈杜古里医院的病床上，身上缠着绷带，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我不知道市场里有没有圣战分子，’他虚弱地对法新社记者说，’我们只是普通人。’ 在他周围，还有45名同样在空袭中受伤的平民，有人全身缠满绷带，有人挂着点滴，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绝望的气息。
这是尼日利亚军方所谓的’精准空袭’后的第三天。军方在X平台上发布声明称，他们’成功对已知的恐怖分子据点和后勤枢纽进行了精准打击’，’打击后评估确认目标区域被高精度击中，导致已识别的恐怖分子后勤据点被摧毁，大量恐怖分子被消灭。’ 然而，当地议员拉万·赞纳·努尔·盖达姆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数字：’超过200人在市场空袭中丧生。’ 国际特赦组织确认死亡人数超过100人且仍在上升。
**一、’精准’的迷雾：情报与现实的鸿沟**
吉里市场位于尼日利亚东北部边境地区，这里是伊斯兰国西非省（ISWAP）活动频繁的区域。’那个地区特别以ISWAP的存在而闻名，’非洲善治研究员马利克·塞缪尔分析道，’这是该组织的主要后勤路线。’ 从军事逻辑上看，打击恐怖分子的后勤枢纽似乎合情合理。
但问题在于执行层面。塞缪尔尖锐地指出：’在一个有数百甚至数千人频繁光顾的繁忙市场，空袭要区分战斗人员和平民是’不可能的’。’ 他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难道追踪离开市场前往该组织已知占领区域的人不是更好吗？而不是直接打击一个你明知会有平民的市场。’
约贝州政府军事顾问达希鲁·阿卜杜勒萨拉姆准将后来承认：’一些去吉里每周市场的人受到了影响。’ 这句轻描淡写的’受到影响’，背后是200多个家庭的破碎，是数百条无辜生命的消逝。
**二、并非孤例：系统性误伤的历史**
吉里市场的悲剧并非偶然。根据美联社的统计，自2017年以来，尼日利亚军方已在空袭中造成至少500名平民死亡。这条时间线上布满了血泪：
– 2017年，博尔诺州一个流离失所者营地遭轰炸，至少115人死亡
– 2023年12月，卡杜纳州两次空袭宗教集会，超过120人丧生
– 如今，吉里市场，200多条生命
国际特赦组织尼日利亚执行主任伊萨·萨努西直言不讳：’你不能信任军方调查自己。每当他们调查自己时，结果都一样：他们为自己开脱。’ 这种缺乏问责的循环，让悲剧一再重演。’缺乏问责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它让军方有恃无恐，继续这样做，’塞缪尔补充道。
**三、反恐困境：安全与人权的两难**
尼日利亚正面临多重安全挑战：东北部的博尔诺州，政府与伊斯兰组织博科圣地的战争已持续17年；西北部地区饱受武装匪徒团伙困扰；中部地带则经常发生牧民与农民的致命冲突。在这种复杂的安全形势下，军方承受着巨大的反恐压力。
然而，萨努西警告：’这些致命的空袭将破坏对公共机构的信任，甚至将破坏打击叛乱和匪徒的斗争。’ 这是一个残酷的悖论：以保护人民为名的军事行动，却因为误伤平民而失去了民心，进而削弱了反恐战争的社会基础。
**四、国际视角：双重标准的阴影**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此前曾指责尼日利亚未能保护基督徒免受圣战分子侵害，尽管穆斯林平民也经常被伊斯兰组织杀害。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2025年圣诞节，美国自己在尼日利亚西北部对被称为拉库拉瓦的伊斯兰组织进行了空袭。
这揭示了一个全球性的困境：在反恐战争中，如何平衡军事效率与人道主义原则？当’精准打击’成为误伤平民的借口，当情报失误导致大规模平民伤亡，国际社会又该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机制？
**五、幸存者的质问：我们只是普通人**
回到迈杜古里医院的病房，马拉克·加尔巴的质问回荡在空气中：’我们只是普通人。’ 这句话朴素而有力，它击穿了所有军事术语的伪装，直指问题的核心：在反恐战争的名义下，普通人的生命权如何保障？
当地议员盖达姆的声音中带着愤怒与悲痛：’这是吉里市场一场非常毁灭性的事件。’ 他的愤怒不仅针对这次空袭，更针对那种将平民生命视为’附带损害’的军事思维。
**结语：反恐战争的道德底线**
吉里市场的血迹尚未干涸，200多个家庭正在经历此生最黑暗的时刻。尼日利亚军方的’精准空袭’声明与医院里伤者的呻吟形成了刺耳的对比。这场悲剧迫使我们思考：在反恐战争中，是否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当军事行动的’精准度’无法区分恐怖分子与平民时，这样的行动是否还具有正当性？
萨努西的警告值得深思：缺乏问责不仅意味着正义的缺失，更意味着信任的崩塌。而在这场持续17年的反恐战争中，失去民心的军方，又将如何赢得最终的胜利？吉里市场的亡魂不会回答这些问题，但生者必须追问：下一次，’精准打击’的代价，又会是谁的生命？
—
**读者互动**：在反恐战争与人权保护之间，你认为应该如何平衡？当军事行动的’必要性’与平民生命的’神圣性’发生冲突时，哪个价值应该优先？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思考。
希腊边境的’难民雇佣兵’：当受害者被迫成为加害者
在希腊与土耳其边境的埃夫罗斯河畔，一个令人不安的系统正在运转。这里上演的，不仅是边境冲突，更是一场人性在制度性暴力下的集体扭曲。
**引子：被剥去尿布的恐惧**
阿迈勒（化名）至今无法忘记那个夜晚。2025年，她和家人在希腊北部城市奥雷斯蒂亚达被警察拘留后，被移交给了两名蒙面男子。
“我女儿当时穿着尿布，他们把它剥了下来，”阿迈勒的声音在颤抖，”她在恐惧中尖叫。”
这仅仅是开始。随后，大约七名蒙面男子用棍棒驱赶着他们和另外20多名移民，沿着一条小路走向边境。途中，一名年轻男子被殴打至昏迷。阿迈勒的女儿们目睹这一切后，”处于震惊状态，惊恐万分，哭泣不止”。
当我们见到她们时，最小的女儿明显受到了创伤。
这些蒙面男子是谁？他们为何要对同为移民的人施加如此暴力？
**第一部分：系统化的’以难民制难民’**
根据BBC与Consolidated Rescue Group联合调查获得的内部警察文件，希腊警方自2020年起就开始系统性地招募所谓的”雇佣兵”来执行遣返任务。
这些文件显示，高级警官下令并监督了这一招募过程。在2024年的一次纪律听证会上，一名边境警卫作证说，2020年他被告知要寻找”船夫”来执行遣返任务，因为新冠疫情以及与土耳其当局的紧张关系，使得警察自己执行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危险。
警卫们通过Viber消息应用进行沟通，使用暗语”X人由特别小组执行行动”来信号遣返计划。
更令人震惊的是，警卫们作证说，有信息显示这些”非法移民船夫”曾”将移民带到树林中，强奸妇女并拿走她们的钱”——他们声称已向高级警官报告了这些情况。
**第二部分：暴力循环中的受害者**
另一名叙利亚移民艾哈迈德告诉我们，他在埃夫罗斯被希腊警察殴打至昏迷。第二天，他和数十名移民被塞进一辆卡车：”由于拥挤和气味，人们窒息了。我们无法呼吸。”
艾哈迈德说，警察将移民带到埃夫罗斯河边，将他们分组排队。然后，他们被移交给五到六名雇佣兵，这些雇佣兵剥光男人的衣服进行搜查，并用棍棒殴打任何试图藏钱的人。
移民们被装上橡皮艇，划到河中央。艾哈迈德说，雇佣兵不敢再往前划，因为担心土耳其边境警卫会开枪。
“如果移民不从船上跳下去，他们就会被扔出去，”他声称，”水可能会把人冲走。他们根本不在乎。”
欧盟边境管理局（Frontex）基本权利办公室的一份报告证实了这种暴力的系统性。该报告调查了2023年6月22日的一起事件，发现根据现有证据，10至20名”第三国国民”在希腊警官的指示下行动。
报告称，他们对移民实施了身体和言语虐待，包括”死亡和强奸威胁、侵入性和性化的身体搜查”，以及殴打、刺伤、限制人身自由和盗窃个人财产。
**第三部分：雇佣兵的双重面孔**
马万（化名）的故事揭示了这一系统的另一面。这位摩洛哥人告诉我们，2020年，他从一个关满在埃夫罗斯被捕的移民的牢房里被挑出来。
一名希腊警官问他：”你看起来是个好人，还会说点英语。你想和我一起工作吗？”
马万说他”被迫说是”，因为他害怕如果不答应会被殴打。
他发现自己和其他雇佣兵一起住在一个旧牢房里，由一个阿富汗人领导，这个人对叙利亚人怀有怨恨，喜欢殴打他们。
马万说他在边境工作了大约10周。他的任务包括将人遣返回土耳其、检查移民是否有贵重物品，有时还会殴打他们。
他说他得到了现金报酬和一部手机，但也得到了一份允许他在希腊旅行的文件。马万说他最终逃脱了，并前往法国，现在正在那里寻求庇护。
另一名前雇佣兵来自巴基斯坦，他告诉我们，他于2021年被招募，作为工作的回报，他获得了希腊居留许可。
他说，每遣返一名移民，他就能得到50欧元，而且还可以保留在移民身上找到的任何贵重物品。
他说几个月后就辞职了，因为他再也无法忍受暴力。
“我看到人们被殴打直到昏迷，”他说，”我看到妇女遭到性侵犯。我再也做不下去了。”
**第四部分：系统性失范与法律困境**
希腊人权委员会（GNCHR）主席玛丽亚·加武内利表示，这些调查结果可能构成”极其严重”的人权侵犯。该组织本身记录了自2020年以来埃夫罗斯地区100多起涉嫌强迫遣返的事件。
虽然该组织表示案件数量在下降，但其中数十起涉嫌事件涉及非希腊的第三国国民——最近一次是在2025年10月。
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在3月与BBC的简短交流中表示，他不知道有关使用雇佣兵的指控。然而，他表示希腊正在保护其边境，并补充说，欧洲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不会重复过去的”错误”，允许”大规模涌入”移民和难民。
但证据表明，使用雇佣兵执行遣返是系统性的，而且高级警官对此知情。
**人性在制度暴力下的扭曲**
艾哈迈德的话道出了许多移民的困境：”我在叙利亚慢慢死去，”他说，”人们不会无缘无故离开家园——他们经历了最严重的折磨、压迫和不公正。”
然而，在希腊边境，一些逃离暴力和压迫的人，却在生存压力下被迫成为暴力的执行者。马万和巴基斯坦前雇佣兵的故事表明，许多人是在胁迫下”选择”成为雇佣兵的——要么接受这份工作，要么面临殴打和遣返。
这种”以难民制难民”的策略创造了一个恶性循环：受害者被迫成为加害者，而加害者本身又是更大系统暴力的受害者。每个人都在这个系统中失去了人性——移民被剥夺了尊严，雇佣兵被剥夺了道德选择，而边境警卫则通过外包暴力来保持”清白”。
希腊政府一再否认进行遣返，并表示尊重国际法。但欧盟基本权利办公室的报告明确指出，这些行为违反了欧盟人权法。
**结语：当边境成为人性的试炼场**
在埃夫罗斯河边，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条地理边界，更是一条人性的边界。当制度将暴力外包，当受害者被迫成为加害者，当寻求庇护的权利被系统性剥夺，我们失去的不仅是法律的尊严，更是共同的人性。
马万最终逃到了法国寻求庇护，但他带走的不仅是自由，还有那段作为”雇佣兵”的记忆。阿迈勒的女儿们仍在为那个被剥去尿布的夜晚而恐惧。而希腊边境的”特别小组”行动，仍在暗语中继续。
在这个系统中，没有真正的赢家——只有不同程度的人性丧失。而当我们将边境安全置于人的尊严之上时，我们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这个系统的共谋者。
土耳其校园枪击案：当’安全’的校园成为’隐形伤痕’的爆发地
土耳其校园枪击案：当’安全’的校园成为’隐形伤痕’的爆发地
当地时间上午9点30分，土耳其东南部锡韦雷克区的阿赫梅特·科云朱职业技术高中，平静的校园被一连串枪声撕裂。
“他大约17-18岁，突然从学校前门走进来。一进门就掏出了枪。那是一把长而粗壮的枪，像是那种带弹匣的泵动式霰弹枪。”一名目击者向当地媒体描述道，声音里还带着颤抖，”他立即开始左右扫射，然后朝学校方向开枪，接着跑进教学楼。他开始向任何出现在他面前的人开枪，随着学生和老师的尖叫声，所有人立刻四散逃命。”
这是土耳其罕见的校园枪击事件。一名前学生持霰弹枪”无差别射击”，造成16人受伤，包括10名学生、4名教师、一名食堂工作人员和一名警察。在被警方”围堵”后，这名18岁左右的袭击者用同一把武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当地省长哈桑·希尔达克说，袭击者没有犯罪记录，这所学校被警方认为是”安全的”。
然而，”安全”的标签，在枪声响起的那一刻，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一、”安全”校园的脆弱假象**
“我们立即趴在地上，然后我们中的两个人从窗户跳了出去。他什么都没对我们说，只是进来就开始射击。”受伤学生奥梅尔·弗尔坎·萨亚尔向土耳其国家广播公司TRT回忆道。
枪手至少进入了两个教室，包括萨亚尔所在的班级。没有警告，没有对话，只有冰冷的枪声和四溅的恐惧。
当地媒体报道称，袭击者最近在学校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帖，威胁说”几天内”会有袭击。这个警告，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却没有激起应有的涟漪。
希尔达克省长强调学校被认为是安全的，但这种”安全”是基于什么标准？是物理上的围栏和监控摄像头，还是对潜在威胁的敏锐感知？当一名没有犯罪记录的前学生能够轻易携带武器进入校园，”安全”二字便成了一种讽刺。
**二、从受害者到施害者：一个青少年的心理轨迹**
袭击者没有犯罪记录，这意味着在官方档案中，他是一个”清白”的年轻人。但清白记录背后，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心理创伤。
校园枪击案很少是随机事件。它们通常是长期积累的痛苦、愤怒和绝望的爆发。这名18岁的年轻人，曾经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是什么让他从校园的一员，变成了校园的破坏者？
心理学研究表明，青少年暴力行为往往与多种因素相关：家庭问题、校园欺凌、社交孤立、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对未来的绝望感。当这些因素叠加，而支持系统缺失时，一些青少年可能会将暴力视为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他什么都没对我们说”——萨亚尔的这句话意味深长。枪手的沉默，可能正是他内心世界的外化：一个已经放弃了用语言沟通，选择用暴力”说话”的灵魂。
**三、校园暴力的全球警示**
虽然土耳其校园枪击事件相对罕见，但这起案件提醒我们，校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暴力是15-29岁年轻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校园暴力不仅包括身体攻击，还包括心理欺凌、网络欺凌等”隐形暴力”。
这些”隐形伤痕”往往不被重视，直到它们以极端暴力的形式爆发。袭击者在社交媒体上的威胁，可能就是他发出的最后求救信号——一个被忽视的求救信号。
校园安全不能仅仅依赖物理防护。真正的安全，来自于对每个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来自于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来自于创造一个让青少年感到被倾听、被理解、被支持的环境。
**四、重建信任：从创伤中学习**
事件发生后，学校被疏散，伤者被送往医院，其中五人被转移到其他设施接受进一步治疗。调查已经启动，动机尚不清楚。
但比查明动机更重要的，是如何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这需要多层面的努力：
1. **心理健康教育的普及**：学校需要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筛查，特别是对那些表现出行为异常或社交孤立的学生。
2. **预警系统的完善**：社交媒体上的威胁言论、学生的异常行为变化，都应该被纳入预警系统。”几天内会有袭击”这样的威胁，绝不能被视为”恶作剧”而忽视。
3. **师生关系的重建**：教师需要接受培训，学会识别学生可能面临的心理问题，并知道如何提供初步支持和转介专业帮助。
4. **同伴支持网络的建立**：鼓励学生之间建立互助小组，让那些感到孤独或被排斥的学生有可以倾诉的对象。
5. **家庭与学校的合作**：建立家校沟通机制，让家长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也让学校了解学生在家庭环境中的情况。
**五、余音：当安全成为奢侈品**
“学校被认为是安全的”——这句话在枪击案后读来，充满了悲剧性的反讽。安全本应是校园的基本属性，如今却成了需要特别强调的奢侈品。
这起发生在土耳其东南部的悲剧，不仅是一个地方性事件，更是对全球教育系统的一次警醒。在追求学术成绩的同时，我们是否忽视了学生作为”人”的情感需求和心理健康？
枪手的生命在18岁戛然而止，他带走了自己的痛苦，却将更大的痛苦留给了16名伤者和他们的家庭，留给了整个学校社区，留给了所有听到这个故事的人。
真正的校园安全，不是高墙和监控，而是每个学生都能感到被看见、被听见、被珍视的环境。只有当”隐形伤痕”被看见并得到治愈时，”安全”才能真正从标签变为现实。
这起悲剧提醒我们：预防校园暴力，从关注每一个沉默的青少年开始。
—
**你怎么看？**
1. 你认为校园安全最重要的是物理防护还是心理关怀？
2. 学校应该如何识别和帮助那些可能面临心理危机的学生？
3. 社交媒体上的威胁言论应该被如何对待？是过度反应还是必要警惕？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校园安全，关乎我们每一个人。
Anthropic向特朗普简报的’危险AI’：当科技公司成为地缘政治的新玩家
最近，AI领域发生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件。Anthropic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杰克·克拉克证实，这家AI公司已向特朗普政府简报其最新的Mythos模型。这个模型危险到何种程度？它甚至不被允许向公众发布，主要原因是其据称强大的网络安全能力。
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新闻，更是一个关于权力、责任和地缘政治的复杂故事。当一家科技公司选择向特定政府简报其最危险的AI技术时，这意味着什么？
**一、Mythos：一个危险到不能发布的AI**
根据公开信息，Mythos模型被描述为具有”强大的网络安全能力”。这听起来像是双刃剑——既可以用于防御，也可以用于攻击。在网络安全领域，攻击和防御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一个能够发现系统漏洞的AI，同样可以利用这些漏洞。
Anthropic的决定——不向公众发布这个模型——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这让人想起OpenAI的GPT-4发布时的谨慎态度，但Mythos似乎走得更远。它危险到连研究社区都无法接触，只能向特定政府机构简报。
**二、为何是特朗普政府？**
这是整个事件中最耐人寻味的部分。Anthropic选择向特朗普政府简报，而不是其他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这背后可能有几个考量：
首先，特朗普政府以其”美国优先”政策闻名，在科技和国家安全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对于一家美国AI公司来说，向即将可能重新掌权的政府展示其最先进（也最危险）的技术，是一种战略投资。
其次，这反映了科技公司对地缘政治现实的认知。在美中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拥有能够改变网络安全格局的AI技术，意味着巨大的战略优势。向可能的下届政府简报，是确保这种优势得到认可和保护的方式。
**三、危险AI：新的地缘政治工具**
Mythos事件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趋势：AI技术正在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新工具。当AI变得足够强大和危险时，它就不再仅仅是商业产品，而是国家安全的资产。
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理解这种现象：
1. **技术优势即战略优势**：在数字时代，网络安全能力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一个能够主导网络空间的AI，相当于拥有了数字时代的”核威慑”。
2. **科技公司的地缘政治角色**：像Anthropic这样的公司，正在被迫（或主动）扮演地缘政治角色。它们的技术选择、合作伙伴、信息分享对象，都具有政治含义。
3. **AI安全治理的困境**：当AI技术危险到不能公开时，谁来监管？如何确保它不被滥用？传统的科技治理框架似乎已经不够用。
**四、科技公司的责任困境**
Anthropic的案例凸显了科技公司在AI安全治理中的复杂处境。一方面，作为技术创造者，它们有责任确保技术不被滥用；另一方面，作为商业实体，它们需要与政府合作以确保生存和发展。
这种困境体现在几个方面：
**透明度与安全的平衡**：完全透明可能让危险技术落入错误之手，但完全不透明又可能阻碍必要的监管和公众监督。
**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向政府简报危险技术可能带来商业机会（如政府合同），但这也意味着将巨大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国际竞争与全球合作**：在美中科技竞争的背景下，科技公司面临选择：是参与国家竞争，还是推动全球合作治理？
**五、AI安全治理的未来**
Mythos事件应该让我们思考几个关键问题：
1. **谁应该知道什么？** 当AI技术危险到一定程度时，信息的传播应该受到怎样的限制？是仅限于政府，还是包括学术界、民间社会？
2. **如何建立信任？** 在缺乏透明度的前提下，公众如何信任科技公司和政府的决策？
3. **国际规则何在？** AI技术的跨国性意味着需要国际治理框架，但地缘政治竞争正在使这种合作变得困难。
4. **科技公司的道德指南针**：在利润、国家安全、公众利益之间，科技公司应该如何导航？
**结语**
Anthropic向特朗普政府简报Mythos模型的事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随着AI技术继续快速发展，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类似的案例：科技公司被迫（或选择）与政府分享其最危险的技术秘密。
这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一个AI可以改变权力平衡的世界里，我们如何确保这些强大的技术服务于人类整体利益，而不是成为少数人手中的工具？
答案可能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构建治理这些技术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这需要科技公司、政府、学术界和公众的共同努力——一个在当今分裂的世界中越来越难以实现的目标。
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忽视这个问题，可能比Mythos模型本身更加危险。
欧尔班败选：当’非自由主义民主’撞上经济现实，匈牙利的选择意味着什么？
12日晚，布达佩斯。执政16年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站在镜头前，面色凝重。”选举结果对我们来说令人痛心，但可以理解。”他缓缓说道，”我向蒂萨党表示祝贺。”
这个画面，标志着欧洲政治版图上一个重要坐标的移动。欧尔班——这位欧盟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人，这位”非自由主义民主”的旗手，这位屡次让布鲁塞尔头疼的”麻烦制造者”——意外地输掉了选举。
根据匈牙利国家选举办公室的数据，由毛焦尔·彼得领导的蒂萨党得票率为53.7%，预计将获得国会199个议席中的138席。而欧尔班领导的执政联盟仅获得38.4%的选票。投票率高达77.8%，打破了历史纪录。
**一、”非自由主义民主”的黄昏？**
欧尔班的败选，首先是一个政治理念的挫败。
过去16年里，欧尔班将匈牙利塑造成”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典范。他坚称自己是欧洲传统基督教家庭价值观的捍卫者，反对西方所谓的”自由主义”。在移民、法治、媒体自由等一系列问题上，他与欧盟主流价值观展开了长达16年的拉锯战。
路透社曾这样描述欧尔班的执政风格：他通过修改宪法、控制司法系统、收紧媒体监管，建立了一个”非自由主义”的政治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民主的形式得以保留，但实质内容却被重新定义——更强调民族认同、传统价值观，以及对”外部干涉”（特别是来自欧盟的干涉）的抵制。
这种模式一度被视为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挑战。波兰、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出现了类似的倾向。欧尔班本人也成为了全球保守主义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然而，这次选举结果似乎表明：当”非自由主义民主”撞上严峻的经济现实，其吸引力开始褪色。
**二、经济，经济，还是经济**
法国《世界报》的分析一针见血：”在这次选举中，欧尔班将全部精力都放在攻击乌克兰上。显然，他试图复制2022年选举的成功——当时俄乌冲突刚刚爆发，匈牙利民众对战争的恐惧让欧尔班在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在这次选举中，欧尔班仍固守这种地缘政治策略，却忘记了匈牙利选民如今更关心的是该国严峻的经济形势以及过去4年超过40%的通货膨胀率。”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根据匈牙利中央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匈牙利通货膨胀率一度飙升至25%以上，创下25年新高。尽管后来有所回落，但过去4年累计通胀率确实超过了40%。这意味着匈牙利民众的购买力大幅缩水，生活成本急剧上升。
欧尔班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对食品、燃料等基本商品实施价格上限，但这些措施的效果有限，且被批评扭曲了市场机制。
与此同时，匈牙利经济增长放缓。欧盟委员会预测，2024年匈牙利经济增长率仅为1.5%，远低于中东欧地区的平均水平。高通胀、低增长、生活成本上升——这些实实在在的经济痛苦，最终压倒了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切帕的话很能说明问题：”从这次选举来看，匈牙利民众对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反应更强烈。”
**三、地缘政治的”死亡之吻”**
欧尔班的败选，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外部支持变成了政治负担。
《纽约时报》称，匈牙利的选举结果让特朗普政府感到失望。由于欧尔班的反移民政策以及对欧盟的强硬立场，特朗普甚至在对伊朗战事期间派副总统万斯前往布达佩斯为欧尔班助选。
然而，俄罗斯BFM新闻网认为，特朗普对欧尔班的公开支持简直是”死亡之吻”，因为前者在欧洲极不受欢迎。
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悖论：欧尔班需要外部支持来增强其在国内的合法性，但这种支持如果来自在欧洲不受欢迎的力量，反而会削弱他的地位。
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欧尔班与俄罗斯的相对友好关系，以及他多次动用否决权阻止、迟滞欧盟对俄制裁和对乌援助的做法，虽然在国内有一部分支持者，但在更广泛的欧洲语境下，这使他显得”不合群”。
当匈牙利民众开始更多关注经济而非地缘政治时，这种”不合群”的代价就变得尤为明显。
**四、布鲁塞尔的”松了一口气”与未来的不确定性**
欧尔班败选后，布鲁塞尔的反应几乎是即时的。
《欧洲时报》称，欧尔班败选让布鲁塞尔方面”松了一口气”。在欧尔班承认败选仅17分钟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兴奋地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匈牙利选择了欧洲。欧洲一直选择匈牙利。一个国家重拾其欧洲之路。欧盟因此更加强大。”
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也迅速表示祝贺。这种急切的态度，恰恰反映了欧尔班过去16年给欧盟带来的”巨大麻烦”。
然而，新政府真的会完全倒向布鲁塞尔吗？
乌克兰政治学者季金的分析值得注意：”毛焦尔执政后不太可能’完全投入乌克兰的怀抱’，我认为，他在与乌克兰的关系上会相当谨慎。他必须向选民表明，他在选举中获胜，不是泽连斯基的胜利。”
毛焦尔本人也表现出了平衡的姿态。他在胜选演讲中说：”所有匈牙利人都由衷地感受到，这场胜利标志着匈牙利重返欧洲。匈牙利将再次成为欧盟和北约的坚定盟友。”但他宣布的首次正式访问目的地是波兰华沙——一个同样与欧盟有摩擦的国家。
**五、更深层的启示：民主的韧性**
欧尔班的败选，最终证明了民主制度的韧性。
尽管欧尔班在过去16年里建立了强大的政治机器，控制了媒体，修改了选举规则，但当民众用选票表达不满时，这个机器依然运转了。77.8%的投票率，这个打破历史纪录的数字，本身就是对民主生命力的最好证明。
欧尔班本人的反应也值得玩味。他没有质疑选举结果，没有声称选举舞弊，而是迅速承认败选，并表示：”即使未来作为反对派，我们也会继续为我们的国家和匈牙利民族服务……我们不会让他们失望。我们绝不放弃！”
这种和平的权力交接，这种对民主规则的尊重，恰恰是民主制度最宝贵的品质。
**结语：窄门与宽门的选择**
匈牙利的选择，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家在”窄门”与”宽门”之间的抉择。
欧尔班代表的”非自由主义民主”，看似是一条维护民族特色、抵制外部干涉的”宽门”——更容易获得民族主义情绪的支持，更容易塑造”强人”形象。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条”宽门”最终可能通向的是经济孤立和发展困境。
而重返欧洲主流，与欧盟合作，看似是一条需要妥协、需要调整的”窄门”——更艰难，更复杂。但这条”窄门”背后，可能是更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更多的投资机会，更高的生活水平。
匈牙利民众用选票做出了他们的选择。这个选择不仅关乎匈牙利，也关乎整个欧洲的政治走向。当经济现实成为压倒性的考量时，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还能持续多久？这是所有政治领袖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欧尔班时代结束了，但关于民主、主权、发展与认同的辩论，才刚刚开始。
日本’东横孩子’：当家庭崩溃时，谁在街头收留我们的孩子？
深夜的东京新宿歌舞伎町，霓虹灯将东宝大厦的阴影拉得很长。14岁的铃香蜷缩在广场角落，黑色外套裹紧瘦小的身体。她刚刚结束一场交易，口袋里多了3000日元。不远处，几个同龄男孩正分享着从便利店买来的止咳药水，他们的舌头因为药物作用呈现出诡异的蓝色。
‘妈妈叫我滚出去，所以我就离开了家。’面对前来帮助的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一个16岁男孩流着泪说，’之后，我不得不自己生活。我住在那间屋子里，除了打诈骗电话，我别无选择。’
这是2025年的东京，也是大阪、名古屋、福冈。在日本各大城市的繁华街区，一群被称为’东横孩子’的未成年人正在街头流浪。他们因家庭问题离家出走，靠性工作和露宿街头维生，深陷药物滥用、犯罪的泥潭。今年4月，以这一现象为题材的电影《炎上》在日本上映，将这道长期被忽视的社会伤疤暴露在公众面前。
**一、’东横’：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
‘东横’，这个简单的日语词汇，如今已成为日本社会之殇的代名词。’东’指东宝大厦，’横’意为’旁边’。从2020年开始，这个位于新宿歌舞伎町的广场逐渐成为未成年人聚集地。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0岁，最大的不过19岁。
但’东横’绝非孤例。在大阪，道顿堀格力高广告牌下方成为新的聚集点；在名古屋，唐吉诃德门店周边夜间常有未成年人停留；在福冈，天神地区警固公园一带出现了类似现象。甚至在小城市如福岛县郡山市，车站前区域也出现了青少年夜间聚集。
这些孩子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日本内阁府《2022年版儿童和青少年白皮书》显示，约5.4%的孩子和年轻人表示’在任何地方都找寻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二、药物、性与犯罪：生存的代价**
夜幕降临时，’东横孩子’的生存游戏正式开始。
铃香和妮帕身穿标志性的黑色服装，这身非官方制服让她们在人群中彼此识别。和这个群体中的很多女孩一样，她们靠性工作维持生计。天气好时露宿街头，天气糟时凑钱住廉价旅馆。剩余的钱用于购买香烟、酒类以及非处方药物。
‘我周围的孩子都这么做。’一名19岁女孩向《每日新闻》透露，’他们会问我，’你不来点吗？’我就说，’嗯，好吧。”然后她们会把显示舌头变蓝的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还有人表示，过量服用药物是’想忘记不好的事情’。
今年1月，东京都警方在’东横’拘留了32名10岁至19岁的青少年，其中一名女孩的包中被发现有600片安眠药。4名女孩因服用药物过量被送医，一名14岁初中生出现抽搐症状。
悲剧不断上演。2025年10月，一名精神恍惚的14岁初中女生从一栋建筑坠楼身亡，据信她死前服用了过量的止咳药。在’东横孩子’相关事件的影响下，日本各地出现了不少青少年死亡事件。
除了药物滥用，很多少女还被诱骗从事卖淫活动。2025年2月，一家保护青少年利益团体的43岁成员，因涉嫌与’东横’未成年少女发生不当性行为而被逮捕。讽刺的是，本应保护他们的人，却成了加害者。
犯罪的黑洞也在吞噬这些孩子。2020年，一名16岁男孩听朋友说’东京新宿歌舞伎町有份兼职，甚至允许未成年人夜间工作’后，独自前往东京。然而，那份工作实际上是犯罪活动——他被要求在一个免费提供的房间里拨打诈骗电话。最终他被逮捕，送入少管所。
**三、破碎的家庭：暴力的出口**
要理解’东横孩子’，必须回到他们的起点：家庭。
在’东横’待了两年的20岁女青年结衣说：’很多’东横孩子’都有家庭问题和心理问题，分享苦恼能让彼此产生共鸣，带来慰藉。’在’东横’待了两年半的’猫山’对此表示赞同：”东横’的孩子都能体会到不被父母接纳的感受。’
非营利组织创始人德丸指出，2020年，离家出走的青少年明显增多，’这是因为很多因疫情失业的父母把愤怒发泄在孩子身上。’
经济压力可能是关键原因。日本厚生劳动省《2021年国民生活基础情况调查》显示，53%的家庭感到’生活很辛苦’，其中60%以上是育儿家庭。更触目惊心的是，日本的儿童贫困率为11.5%，这意味着近200万18岁以下儿童处于贫困之中。
单亲家庭的情况更加严峻。日本单亲家庭比例为12.2%，其中单亲母亲家庭约占90%。而日本单亲家庭儿童的贫困率高达44.5%，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31.9%的平均水平。
筑波大学社会学者土井隆义教授分析：’在家庭里，除父母不和等传统因素外，经济差距的扩大、大家庭的减少、单亲家长工作时间的增加，都导致父母在育儿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
**四、校园：另一个战场**
当家庭不再是避风港，学校本应成为第二道防线。但在日本，校园往往成为压垮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名出生于2011年的女生在小学时因为与其他同学相处不融洽而辍学。2024年，为了和有类似烦恼的人交流，她也成了一名’东横孩子’。
日本校园霸凌问题严重到令人震惊。日本文部科学省调查结果显示，2024财年共报告近77万起校园霸凌事件，为有相关记录以来新高。相关事件范围遍及日本全国3万多所学校，占全部学校的83.9%。
调查还显示，日本全年缺勤30天以上的小学生和初中生达35.3万余人，同比增长2.2%，连续12年增加。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在校园中找不到容身之地的孩子。
**五、制度的裂缝：无人担责的系统**
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日本的社会保障系统显得力不从心。
日本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15%用于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但用于儿童的支出仅为GDP的1%至2%，在发达国家中处于低水平。这种资源分配的严重失衡，反映了日本社会对下一代投资的漠视。
创建了保护青少年父母协会的源秀盛对’德国之声’说：’日本关于流浪者和父母对子女责任的法律很宽松。中央政府、东京市政府和警察都知道有问题，但他们什么也不做。没人在乎，也没人担起责任去帮助这些青少年。政府有时会把他们收容起来，但他们只待几天就又流落街头了，所以自然会回到这里，因为没有长期的支持。’
源秀盛将问题归咎于日本社会结构的剧变：’这个问题10年前并不存在。过去，日本是一个’村落共同体’，家人和邻居互相照顾、互相帮助，但那种情况已经消失了。越来越多的人有经济困难，有很多单身母亲苦苦挣扎，小孩子沉浸在手机和网络世界里。’
**六、治标不治本：餐车驱不散的阴影**
日本政府并非毫无作为，但措施往往停留在表面。
东京都政府在新宿区歌舞伎町建立了青少年咨询中心，旨在为’东横孩子’提供咨询。东京多所大学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免费辅导。非营利组织在大阪市租下’共享住宅’，让这些孩子能够暂时容身。
今年3月，东京新宿区在歌舞伎町举办名为’餐车公园’的活动，汇集众多餐车提供美食。一名从事’东横’区域报道的记者表示：’15日我去的时候，在年轻人常去的聚集地看到了很多餐车，而’东横孩子’却一个都没有了。’
《福岛民报》援引警方观点指出：’未成年人通过社交平台建立联系，去哪儿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在那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加强巡查、关闭特定区域后，’某地孩子’并未消失，而是转移到新的地方。
多地政府工作人员坦言，单纯封闭场所或加强巡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闭原有的聚集点，这些孩子就会转移至附近区域，或者到其他城市复制出类似的模式。
**七、结构之殇：当整个社会都在逃避**
‘东横孩子’现象折射出日本社会的深层矛盾。
首先，是经济结构的失衡。由于缺乏自然资源，日本很多产品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大幅推高了进口成本，导致日用品价格上涨。工资增长远落后于通胀，家庭年收入和购买力持续下降。大多数单亲母亲只能从事非正规工作，收入微薄，形成了单亲家庭儿童贫困的根源。
其次，是家庭功能的崩溃。传统’村落共同体’的消失，让家庭在面临危机时孤立无援。经济压力、工作时间的增加，让父母在育儿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父母自身都在生存线上挣扎时，孩子的心理健康成为奢侈品。
第三，是教育系统的失效。近77万起校园霸凌事件，35.3万长期缺勤学生——这些数字表明，学校不仅没有成为孩子的避风港，反而可能成为伤害的来源。
第四，是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GDP的1-2%用于儿童支出，与15%用于老年人保障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资源分配反映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宁愿投资过去，不愿投资未来。
**八、不是孩子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
有观察人士指出，’东横’并非起点，也不会是终点。只要未成年人在家庭和学校之外缺少可以容身的场所，这种现象就会在城市裂缝中反复出现。日本各地复制出来的不是’东横孩子’，而是一群在制度边缘游走、未被妥善安置的未成年人。
这些孩子选择街头，不是因为街头有多好，而是因为家庭和学校更糟。他们在药物中寻找慰藉，在性交易中换取生存，在犯罪中找到归属——这一切，都是对一个失败的社会系统的无声控诉。
当铃香在深夜的街头蜷缩，当那个16岁男孩流着泪说’别无选择’，当14岁女孩从高楼坠落——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群’问题少年’，而是一面映照出整个社会病症的镜子。
日本社会正在为它的短视付出代价。投资儿童就是投资未来，忽视儿童就是透支未来。’东横孩子’的悲剧提醒我们：当家庭崩溃时，如果社会不伸出援手，街头就会成为收留孩子的地方。而街头的代价，远比任何社会救助都要昂贵。
—
**你怎么看？**
1. 你认为’东横孩子’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家庭问题、经济压力，还是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
2. 如果一个社会的资源分配严重向老年人倾斜而忽视儿童，长期来看会有什么后果？
3. 面对类似的社会问题，除了政府措施，普通人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这些边缘青少年？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和思考。
加州政治地震：斯瓦尔韦尔退选，民主党深陷’前两名初选’困局
周日晚上，加州政坛发生了一场政治地震。民主党在2026年州长竞选中原本就岌岌可危的领先优势，随着众议员埃里克·斯瓦尔韦尔的突然退选而彻底崩塌。这位曾被寄予厚望的政治新星，在《旧金山纪事报》和CNN接连曝出多名女性指控其性行为不端后，不仅宣布退出州长竞选，更在周一宣布辞去国会职务。
然而，斯瓦尔韦尔的个人丑闻只是冰山一角。真正让加州民主党陷入恐慌的，是一个更为残酷的现实：在世界上最蓝的州之一，民主党可能连州长大选的决赛圈都进不去。
**第一部分：’前两名初选’制度的致命陷阱**
加州的初选制度被称为’前两名初选制’（Top-Two Primary），这是一个看似公平却暗藏杀机的游戏规则：无论党派归属，初选中得票最高的前两名候选人将进入11月的大选对决。这意味着，理论上可能出现两名共和党人或两名民主党人争夺州长宝座的局面。
对于民主党来说，这个制度在平时是优势——在深蓝的加州，民主党候选人通常能轻松包揽前两名。但今年，情况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府研究所3月份的民调，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浮出水面：由于民主党候选人过多且知名度普遍偏低，选民支持度被严重分散。相反，两名共和党候选人——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史蒂夫·希尔顿和河滨县警长查德·比安科——的支持率反而领先于任何一名民主党候选人。
‘如果6月初选真的出现两名共和党人进入前两名的情况，’政治学教授埃里克·希克勒警告说，’这将是历史性的非受迫性失误。在一个特朗普支持率不到30%的州，民主党居然可能输掉州长选举。’
**第二部分：民主党候选人群像：缺乏’明星光环’的困境**
斯瓦尔韦尔的退选暴露了民主党更深层次的问题：缺乏有全州知名度的政治明星。
现任州长加文·纽森因任期限制无法连任，而其他有全州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如前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都选择不参选。剩下的八名主要民主党候选人，虽然各有所长，却都面临’知名度危机’。
58岁的圣莫尼卡居民乔科·塔穆拉说出了许多选民的心声：’我甚至不认识一半的参选人。’这位自称民主党人的选民表示，虽然听说过亿万富翁气候倡导者汤姆·斯泰尔和前众议员凯蒂·波特，但对他们的政策了解有限。
‘我从未见过在投票开始前不到两个月，选民还如此犹豫不决、缺乏热情的州长初选，’领导了那场震惊民主党的伯克利民调的马克·迪卡米洛坦言，’选民真的对任何一位候选人都没有清晰的印象。’
**第三部分：替代者的挣扎：波特与斯泰尔的挑战**
随着斯瓦尔韦尔的退出，民主党的希望落在了波特和斯泰尔身上。两人都试图填补真空，但各自面临严峻挑战。
波特专注于经济议题，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强调加州最棘手的问题之一——飙升的住房成本。’通过加快审批和清除监管障碍，我们可以降低建筑成本，建设我们劳动力需要的多样化住房，’她在周末的帖子中写道。
斯泰尔则发布了一段社交媒体视频，详细阐述他’让加州对你来说更实惠’的计划。上周在洛杉矶市中心一个加油站竞选时，最便宜的汽油价格为每加仑8.29美元，斯泰尔借此抨击总统：’加州的工薪阶层正在为唐纳德·特朗普在伊朗的战争买单。’
然而，两人的竞选之路并不平坦。波特此前曾面临《政客》杂志关于她涉嫌虐待员工的报道，之后她表示会’更有意识地表达对员工的感激’。斯泰尔据《旧金山纪事报》报道已花费8900万美元做广告，但民调支持率并未相应飙升。
**第四部分：共和党的机会：在深蓝州的逆袭可能**
对于加州共和党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民主党选民以2:1的比例超过共和党选民的州，将民主党排除在大选之外可能是共和党11月获胜的唯一可行路径。
特朗普上周对希尔顿的背书原本被认为会改变局势，但令人意外的是，在上周末的加州共和党大会上，希尔顿和比安科都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来赢得党内背书，这表明两位候选人在州内共和党基层中仍然竞争激烈。
‘我认为民主党现在有理由担心，因为他们假定的领先者已经崩溃了，’萨克拉门托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韦斯利·赫西说。
**第五部分：结构性危机的警示**
这场加州政治地震远不止是一个候选人的丑闻问题。它暴露了现代美国政治的多个结构性危机：
1. **政治明星的缺失**：当纽森、哈里斯这样的全国性政治人物缺席时，民主党缺乏能够激发选民热情的第二梯队领袖。
2. **媒体环境的碎片化**：在加州庞大而昂贵的媒体市场中，知名度不高的候选人难以突破重围，让选民了解他们的政策主张。
3. **选民的政治冷漠**：42岁的医生雅各布·凯西的情况很有代表性——繁忙的日程让他很难关注竞选。’在6月2日初选前的某个时候，我假设会有人脱颖而出，’凯西说。这种被动的等待态度，反映了现代选民对政治的疏离感。
4. **初选制度的反噬**：’前两名初选制’本意是鼓励温和派候选人，但在极端分化的政治环境中，它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让多数党因内部分裂而自毁长城。
**结语：尘埃落定前的混乱**
‘这将需要几天时间让尘埃落定，’赫西教授说。如果斯瓦尔韦尔的大部分支持者转而支持斯泰尔或波特——或者甚至是一个最后一刻的惊喜候选人——加州最终可能还是会看到一场传统的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大选对决。
但无论如何，这场政治地震已经给加州民主党敲响了警钟：在最安全的蓝州，政治优势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崩塌。当结构性危机遇上个人丑闻，即使是深蓝的加州，也可能上演政治版的黑天鹅事件。
这场竞选不仅关乎加州州长的宝座，更将成为美国政治的一个风向标——测试在极端分化的时代，传统政治联盟的稳固性，以及选民对建制派政治家的耐心极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