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权力真空:特朗普为何选择马杜罗的副手,而非民主选举的反对派?

美国特种部队在黎明前的突袭中抓获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这本应是反对派庆祝的时刻。然而,当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将与马杜罗的副总统德尔茜·罗德里格斯合作时,全世界都愣住了。

“她基本上愿意做我们认为必要的事情,让委内瑞拉再次伟大。”特朗普这样描述罗德里格斯。

这个决定让许多人困惑:为什么美国不直接支持民主选举产生的反对派候选人埃德蒙多·冈萨雷斯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为什么选择与马杜罗政权内部的人合作?

**一、宪法与现实的政治博弈**

根据委内瑞拉宪法,总统缺席时由副总统接任。从法律程序上看,最高法院宣布德尔茜·罗德里格斯为代总统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一步。但政治从来不只是法律条文。

2024年的委内瑞拉大选被美国和数十个国家谴责为舞弊选举。反对派收集并由卡特中心审查的计票副本显示,反对派候选人埃德蒙多·冈萨雷斯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然而,马杜罗政府控制的全国选举委员会从未提供详细的计票结果来支持他们的主张。

冈萨雷斯原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前外交官,他是在受欢迎的反对派领袖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被马杜罗政府禁止参选后,作为替代候选人出现在选票上的。选举后安全部队镇压反对派,冈萨雷斯流亡西班牙,马查多则隐藏在委内瑞拉境内。

过去18个月,他们一直在敦促马杜罗下台,并游说国际社会支持他们的事业,特别是美国。马查多因”为委内瑞拉从独裁向民主的公正和平过渡而斗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声望大增。

**二、特朗普的现实主义计算**

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言论揭示了背后的逻辑:”她真的没有选择。”

这句话道出了美国政府的现实考量。马杜罗的核心圈子仍然掌握着委内瑞拉的权力机构——军队、警察、情报部门。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最平稳的过渡可能是由现政府内部的人接管。

曾在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工作的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玛拉·拉德曼分析道:”他们认为可以建立一种类似监护的安排,而不是直接接管国家的日常运作。”她将这种方法描述为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

特朗普明确表示,美国”准备在必要时发动第二次规模更大的袭击”,这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德尔茜·罗德里格斯别无选择,只能听从美国的命令。

**三、石油利益的现实考量**

委内瑞拉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特朗普政府一直对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虎视眈眈。与现政府合作,可以确保石油生产的连续性,避免因政权更迭导致的混乱影响石油供应。

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在CBS的采访中暗示了这一点:”如果他们不做正确的决定,美国将保留多种杠杆来确保我们的利益得到保护,其中包括已经实施的石油禁运等。”

**四、反对派的理想主义困境**

马查多在马杜罗被捕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封信,宣布”自由的时刻已经到来”。”今天我们准备执行我们的授权并掌权,”她写道。

但特朗普给了她当头一棒,称马查多没有”支持或尊重”来领导这个国家。特朗普说,在美国袭击后,他的团队没有与马查多交谈,但马可·卢比奥与德尔茜·罗德里格斯进行了交谈。

这种选择暴露了国际政治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永恒冲突。反对派代表了民主的合法性,但他们缺乏实际掌权的能力和资源。罗德里格斯代表了现政权的延续,但她掌握着实际的权力机器。

**五、罗德里格斯的双重困境**

在马杜罗被捕几小时后,罗德里格斯被马杜罗核心圈子的最有权势的人物包围——她的兄弟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国民议会议长)、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略、国防部长弗拉基米尔·帕德里尼奥和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多明戈·埃尔南德斯·拉雷斯等。

这表明她赢得了他们的支持,这让担心马杜罗被捕会导致其核心圈子内部权力斗争的美国官员感到欣慰。

但罗德里格斯给美国的信息却不那么令人愉快。她坚称”委内瑞拉只有一位总统,他的名字是尼古拉斯·马杜罗”,并称他的被捕是”绑架”。”我们永远不会再成为任何帝国的殖民地,”她坚持说,承诺”保卫”委内瑞拉。

她当然听起来不像特朗普描述的那样”愿意听从美国的命令”,但有猜测认为,她可能采取了民族主义的调子,以保持马杜罗最忠诚的支持者的支持。

**六、过渡时期的复杂博弈**

卢比奥在ABC的采访中暗示,委内瑞拉应该举行新的选举。”政府将通过一段过渡时期和真正的选举产生,这是他们从未有过的,”他告诉《本周》节目。他还呼吁”现实主义”,暗示新选举需要时间:”每个人都在问,为什么尼古拉斯·马杜罗被捕24小时后,明天没有安排选举?这很荒谬。”

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参与制定推翻委内瑞拉总统计划的约翰·博尔顿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和马杜罗的被捕表示欢迎。然而,这位著名的特朗普批评者告诉BBC,罗德里格斯不太可能向美国屈服,特别是该政权仍然得到中国、俄罗斯和古巴的支持。

“这里的理性做法是推翻马杜罗政权的残余,让反对派在自由公正的选举前掌权。他们有能够管理临时政府直到选举安排妥当的人。”

**七、民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永恒张力**

委内瑞拉的困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理想主义的民主诉求往往要让位于现实主义的权力计算。

特朗普政府的选择表明,对于美国来说,确保委内瑞拉的稳定过渡和石油利益,比支持民主选举产生的反对派更为重要。这是一种典型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基于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

然而,这种选择也带来了道德困境。如果美国可以与独裁政权的副手合作,那么它倡导的民主价值观又意味着什么?如果权力过渡可以绕过民主程序,那么选举的合法性又在哪里?

罗德里格斯现在发现自己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要满足特朗普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要保持马杜罗基础的支持。她可能很快发现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八、未来的不确定性**

短期内,委内瑞拉很可能由德尔茜·罗德里格斯和马杜罗的核心圈子治理——只要他们满足特朗普政府的期望。这能持续多久将取决于罗德里格斯能否在满足特朗普的要求和马杜罗基础利益之间找到黄金中间点。

对于反对派和支持他们的委内瑞拉人来说,新选举的讨论无疑令人失望。他们一直坚持认为,在组织选举的关键机构中充斥着马杜罗的忠诚者时,自由公正的选举是不可能的。改革这些机构需要时间。

委内瑞拉的故事还在继续,它提醒我们,在国际政治的棋盘上,理想主义的光芒常常被现实主义的阴影所遮蔽。而真正的民主过渡,需要的不仅是外部干预,更是内部共识和制度重建的漫长过程。

**评价引导:** 你认为在国际政治中,现实利益应该优先于民主价值观吗?特朗普选择与马杜罗副手合作的做法,是务实的外交策略,还是对民主原则的背叛?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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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纳塔克邦的立法困局:当’安全’开始吞噬’自由’,我们该如何选择?

    所有试图用法律来定义思想的尝试,最终都可能变成思想本身的牢笼。

    就在上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名为《卡纳塔克邦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预防)法案,2025》的立法。这项法案旨在遏制近年来在印度愈演愈烈的仇恨言论问题——根据一份报告,2024年针对少数群体(主要是穆斯林)的仇恨言论激增了74%,在印度全国大选期间达到顶峰。

    法案将仇恨言论定义为任何”在公众视野中发表、发布或传播的表达”,无论是口头、印刷、电视还是社交媒体。更关键的是,它将”传播仇恨言论”本身定义为仇恨犯罪,而不需要证明其导致了实际暴力。法案规定,一旦定罪,被告将面临1至7年的不可保释监禁和5万卢比(约550美元)的罚款,对累犯的处罚更为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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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项看似旨在维护社会和谐的法案,却在印度社会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反对者警告说,这可能会以公民自由和言论自由为代价。

    **一、法律的利刃:保护还是威胁?**

    印度人民党(BJP)——在中央执政但在卡纳塔克邦是反对党——强烈反对这项法案。反对党领袖R·阿肖卡在议会中直言:”通过这项法律,邦政府正在剥夺宪法保障的人民言论自由权,并将反对派领导人和媒体关进监狱。”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法案赋予了邦政府命令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删除其认为属于仇恨言论的内容的权力——这一权力目前只有联邦政府拥有。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行政机构”——高级警察和行政官员——决定什么言论属于法律管辖范围的广泛自由裁量权。

    最高法院律师桑杰·赫格德警告说,这项法律可能被各政治派别滥用。”一个政党的仇恨言论是另一个人的政治宣传,反之亦然。仅仅因为你不喜欢某些言论,它并不会变成仇恨言论。”

    **二、定义的模糊:当法律试图捕捉思想**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法律如何定义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

    印度国家法学院助理教授西达尔特·纳拉因指出,这是”一个邦试图在法律中定义仇恨言论这一术语的尝试,它超越了现有的关于促进敌意和激怒宗教感情的条款,将针对种姓、宗教和其他身份的言论包括在内。”

    然而,他认为该法案模糊了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之间的界限。纳拉因认为,仇恨言论应该被起诉是因为它可能导致暴力,但目前的措辞将传播本身视为仇恨犯罪,即使没有暴力随之发生。

    专家们还引用了2015年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该裁决规定,将言论定为犯罪的法律必须精确,不能模糊或过于宽泛,以避免”寒蝉效应”——人们因害怕被起诉而自我审查。

    **三、权力的悖论:谁来监督监督者?**

    倡导者和法律政策专家阿洛克·普拉萨纳·库马尔表示,虽然法律背后的意图可能是好的,但存在”巨大的滥用空间”。

    “第一步是警察;司法机构要晚得多,”库马尔说,他认为法律的广度和严厉惩罚可能会促使警察根据政治信号而不是独立判断采取行动。

    社会活动家吉里什·巴德瓦杰在写给邦总督的信中表达了类似的担忧:”该法案规范的是公民,而不是仇恨言论。它赋予了’行政机构’过度的自由裁量权来决定什么言论属于法律管辖范围,增加了利益冲突的风险,特别是在政府受到批评时。”

    然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卡纳塔克邦政府高级官员告诉BBC,该法案将通过消除提交指控书需要政府许可的要求来赋予警察权力,从而排除权力滥用的可能性。

    “警察将不得不直接向法院提出申请,并为不作为或错误承担后果,”这位官员说。

    **四、自由的窄门与安全的宽门**

    这场争议的核心,实际上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哲学命题:在自由与安全之间,我们该如何选择?

    所有看似安全的”宽门”——通过严厉法律迅速解决问题——最终通往的往往是更逼仄的困境:思想的禁锢、创造力的枯竭、社会的僵化。而那些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窄门”——通过教育、对话、社会融合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背后才是真正开阔的社会风景。

    卡纳塔克邦的立法尝试,本质上是在为”思想定罪”划定边界。但思想的边界从来不是直线,而是流动的、模糊的、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重新定义的曲线。当法律试图用刚性的线条来捕捉这些流动的思想时,它要么会错过目标,要么会捕捉到太多本不该被捕捉的东西。

    印度作为一个拥有多元宗教、语言、文化和种姓的社会,其复杂性远超任何法律条文能够完全涵盖的范围。仇恨言论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撕裂社会、煽动暴力、破坏和谐。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可能不在于制定更严厉的法律,而在于培养更宽容的社会、更理性的公众、更有责任感的媒体。

    **五、在悖论中寻找平衡**

    卡纳塔克邦的立法困局,实际上是现代民主社会面临的一个普遍困境:我们如何在保护少数群体免受仇恨言论伤害的同时,又不损害多数人的言论自由权利?

    也许答案不在于寻找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而在于接受这是一个需要持续平衡的过程。法律可以设定底线——明确禁止那些直接煽动暴力的言论。但在此之上,社会需要的是更多的对话空间、更好的媒体素养教育、更强的公民社会监督。

    正如一位法律专家所言:”我不太确定这项法案最终能否实现其预期效果。”

    因为当法律试图做的太多时,它往往什么都做不好。而当社会试图通过立法来解决所有问题时,它可能会发现,自己正在失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卡纳塔克邦的尝试值得关注,不仅因为它可能成为印度其他邦的模板,更因为它提出了一个每个现代社会都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愿意为安全付出多少自由的代价?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我们社会的未来面貌。

    **你怎么看?** 在言论自由与社会安全之间,你认为应该如何平衡?是应该制定更严格的法律来遏制仇恨言论,还是应该通过教育和社会对话来解决问题?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当’隔离’成为国策:联合国报告揭示的,不只是巴以冲突

    最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蒂尔克的一份声明,在国际社会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他在一份长达42页的报告中,用了一个在国际法语境中极具分量的词汇来描述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政策——’种族隔离’(apartheid)。

    ‘这是一种特别严重的种族歧视和隔离形式,类似于我们以前见过的种族隔离制度。’蒂尔克的这句话,像一把手术刀,剖开了巴以冲突表面之下的深层肌理。

    以色列方面立即反驳,称这份报告’荒谬且扭曲’,指责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完全无视以色列面临的根本安全威胁’。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外交辞令的攻防战中移开,真正聚焦于报告所揭示的那些具体、琐碎、却又无处不在的日常细节时,一个更为沉重的问题浮出水面:当歧视被系统化、制度化后,它就不再是个人偏见,而是一种结构性暴力。

    **一、两张地图,两个世界**

    报告中最核心的发现,是以色列当局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和巴勒斯坦居民,实施了两套截然不同的法律体系和政策框架。

    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区分,而是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在约旦河西岸,两个相邻的社区,仅仅因为居民身份证上的民族不同,就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现实里。

    以色列定居者享受着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平整的公路、24小时不间断的电力供应、先进的医疗设施、优质的教育资源。他们的房屋建设得到政府批准和补贴,他们的经济活动受到法律保护,他们可以在以色列全境自由通行。

    而几步之遥的巴勒斯坦社区,道路坑洼不平,电力供应时断时续,医疗资源匮乏,学校拥挤不堪。巴勒斯坦人想要扩建房屋,需要经过繁琐且几乎不可能通过的审批程序;他们的农田被隔离墙分割,橄榄树被连根拔起;他们前往医院、探访亲友,甚至只是去邻村工作,都需要通过重重检查站,等待数小时是家常便饭。

    报告指出:’无论是取水、上学、赶去医院、探望亲友,还是收获橄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以色列歧视性法律、政策和实践的控制和限制。’

    **二、’合理理由’背后的制度设计**

    联合国报告使用了’有合理理由相信’这一法律术语,来描述这种分离、隔离和从属关系’旨在永久化’。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这不仅仅是一系列临时性安全措施,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制度设计。其目的,报告明确指出,是’维持对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压迫和统治’。

    让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制度性安排:

    1. **土地 confiscation(没收)制度**:根据国际法,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的约160个定居点是非法的。这些定居点容纳了约70万犹太定居者,与约330万巴勒斯坦人比邻而居。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被大规模没收,用于扩建定居点或建设军事区。

    2. **双重司法体系**: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触犯法律,由以色列民事法庭审理,享有完整的正当程序权利。而巴勒斯坦人则被置于军事法庭的管辖之下,在那里,’他们的正当程序和公平审判权利被系统性地侵犯’。

    3. **资源分配机制**:水资源的分配是最典型的例子。以色列定居者的人均用水量数倍于巴勒斯坦居民。巴勒斯坦农民常常因为缺水而眼睁睁看着庄稼枯萎。

    这些不是偶然的疏漏,而是系统性的安排。报告指出,这种系统性歧视’长期以来一直是联合国的关切’,但自2022年12月以来,尤其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南部引发加沙战争以来,情况’急剧恶化’。

    **三、加速的隔离与凝固的仇恨**

    最令人担忧的趋势是,这一切正在加速。

    报告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张在过去两年中加剧。就在上个月,以色列批准了19个新定居点的建设,以色列部长们直言不讳地表示,这是为了’阻止巴勒斯坦国的建立’。

    ‘报告中记录的每一个负面趋势不仅持续,而且加速。这种情况每持续一天,对巴勒斯坦人的后果就会恶化。’蒂尔克警告道。

    这种加速制造了一个恶性循环:更多的定居点意味着更多的土地被侵占,更多的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更严格的限制意味着更深的贫困和更强烈的挫败感;而更深的挫败感,又为极端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四、超越巴以:系统性歧视的现代寓言**

    联合国报告将以色列的政策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相提并论,这不仅仅是一个外交指控,更是一个深刻的现代寓言。

    它提醒我们,种族歧视最危险的形式,不是街头巷尾的个别偏见,而是被写入法律、嵌入制度、渗透到资源分配每一个环节的系统性压迫。

    当一种民族群体被系统地剥夺土地、限制行动、区别司法、控制资源时,无论决策者用多么动听的安全理由来包装,其本质都是一种基于种族或民族身份的统治和压迫。

    国际社会在1994年见证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全世界都为此欢呼,认为这是人类良知的一次胜利。然而,近三十年后的今天,联合国人权高专却不得不再次使用’apartheid’这个词,来描述世界上另一个地区的现实。

    这不仅仅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问题。这是对现代国际人权体系的一次严峻拷问:当一国在占领土上实施系统性歧视政策时,国际社会除了发布报告和表达关切,还能做什么?

    **五、窄门与宽门:和平的悖论**

    报告的发布正值加沙战争持续、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以色列方面强调其面临的安全威胁,这确实是现实的一部分。然而,联合国报告揭示了一个残酷的悖论:

    以安全为名实施的系统性隔离和歧视,可能在短期内制造了一种可控的秩序,但从长远来看,它正在制造更深的不安全。

    被剥夺尊严、失去希望、生活在日常羞辱中的人群,永远不会成为和平的稳定基石。隔离墙可以阻挡身体,却无法阻挡仇恨的滋生;检查站可以控制流动,却无法控制绝望的蔓延。

    真正的安全,不可能建立在另一个民族系统性屈从的基础上。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基于压迫的稳定是脆弱的,基于歧视的秩序是不可持续的。

    联合国这份报告的价值,不在于它给出了解决方案——它没有。它的价值在于,它用严谨的法律语言和具体的事实细节,迫使世界正视一个被长期讨论但常常被外交辞令模糊化的问题:

    在约旦河西岸,正在发生的是什么?

    当’隔离’从临时安全措施演变为永久性制度设计,当’区别对待’从实际操作固化为法律条文,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更是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悲剧模式在现代的又一次上演。

    蒂尔克在报告结尾的警告,值得所有人深思:’这种情况每持续一天,后果就会恶化。’

    时间,并不总是站在拖延者一边。有时,它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而历史对系统性歧视的判决,从来都是严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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