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被寄予厚望的全球生物多样性筹资实验，正在遭遇尴尬的现实。名为“卡利基金”
要理解这场争议，首先需要看清卡利基金的设计逻辑。2024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16）在哥伦比亚卡利市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设立“卡利基金”，要求从自然遗传资源中获利的企业——尤其是制药、生物技术和化妆品等行业——将其部分利润或收入投入该基金，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保护生物多样性。所谓“自然遗传学”，指的是企业利用动植物、微生物的基因信息研发药物、化妆品、农业投入品等商业产品。这些资源大多来自生物多样性丰富但经济欠发达的国家，而企业获取资源、研发产品并获取利润的过程，往往并未向资源提供国支付公平对价。卡利基金正是试图纠正这一失衡：让受益者付费，让保护者获益。
从理念上看，这一机制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顺应了“谁受益、谁付费”的环境治理原则。问题在于，卡利基金从诞生之初就带着一个关键缺陷：它本质上是自愿性质的。企业可以选择是否捐款、捐多少，而没有强制约束力。正是这一“自愿”属性，让基金的实际筹资效果大打折扣。18个月仅7000美元的到账金额，几乎等于宣告自愿机制在缺乏激励与监督的情况下难以运转。更值得玩味的是，这7000美元并非来自大型制药公司，而是来自少数小型企业的象征性支持。那些被点名应从自然遗传资源中获利最多的跨国药企，几乎集体缺席。
大型制药公司被指“搭便车”，并非空穴来风。所谓“搭便车”，在经济学上指的是主体享受公共品或集体利益，却不承担相应成本。生物多样性作为一种全球公共品，其保护成本主要由资源所在地的发展中国家承担，而制药企业却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以药物研发为例，大量现代药物的先导化合物来源于自然界：从太平洋紫杉中提取的紫杉醇、从马达加斯加长春花中提取的长春新碱、从土壤微生物中发现的抗生素，无一不是自然遗传资源的馈赠。然而，这些资源提供国往往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回报，保护生态的动力也因此被削弱。卡利基金的设计初衷，正是要打破这一循环。但现实是，当缴费被设定为“自愿”，企业便有了充分理由选择观望、拖延甚至直接忽略。
那么，为什么自愿机制会失效？原因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是成本与收益的错配。对大型药企而言，向卡利基金捐款意味着直接增加成本，而捐款带来的声誉收益、政策便利或市场回报却并不明确。在缺乏消费者压力、投资者约束或监管强制的情况下，企业理性选择自然是“能不捐就不捐”。第二层是集体行动的困境。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典型的集体行动问题：所有企业都受益于生态系统的稳定，但每一家企业都希望别人出钱、自己免费享用。当没有强制规则时，个体理性最终导致集体非理性，基金沦为“空壳”几乎是必然结果。第三层是制度设计的模糊性。卡利基金虽然设定了每年10亿美元的目标，但并未明确各企业的分摊比例、缴费基准和披露要求。没有可操作的规则，自愿捐款就容易变成公关姿态，而非实质性承诺。
更深一层看，卡利基金的困境折射出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一个结构性矛盾：南北分歧与责任分配。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大多位于全球南方，而利用这些资源的企业大多来自全球北方。发展中国家一直主张，资源利用方应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向资源提供方支付公平对价。但发达国家及其企业界则倾向于自愿框架，担心强制缴费会增加企业负担、削弱竞争力。卡利基金的自愿属性，本身就是这一博弈的妥协产物。如今基金近乎空转，恰恰说明妥协并未解决问题，只是把矛盾推迟了。
值得注意的是，大型制药公司的“搭便车”行为，并非没有代价。随着生物多样性丧失加剧，生态系统退化正在威胁药物研发的原料基础。据估计，全球约一半的现代药物来源于自然资源，而物种灭绝和栖息地破坏正在让潜在的药物宝库永久消失。企业若继续回避责任，短期看节省了成本，长期看却是在透支自身的研发根基。此外，随着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等法规逐步落地，以及消费者和投资者对ESG表现的关注上升，企业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沉默”可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规风险和声誉风险。卡利基金的空转，或许只是表象；真正的问题是，企业是否愿意为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本买单。
当然，把责任完全推给药企也并不全面。卡利基金之所以吸引力不足，也与其治理结构、资金使用透明度和反馈机制有关。企业若看不到捐款如何转化为具体的保护成效，自然缺乏参与动力。此外，国际社会在推动该基金时，是否提供了足够的配套激励——比如将捐款与市场准入、监管便利或绿色金融优惠挂钩——同样值得反思。自愿机制若要奏效，不能只靠道德呼吁，还需要精巧的利益设计和制度约束。
回到那7000美元。这个数字之所以刺眼，不仅因为它与10亿美元的目标相去甚远，更因为它暴露了一个尴尬的事实：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急需资金的关键时刻，最有能力付费的一方却选择了缺席。卡利基金的初衷是好的，但好的初衷若缺乏强制力和激励设计，就容易沦为纸上谈兵。大型制药公司被指“搭便车”，本质上是对自愿治理模式的一次压力测试，而测试结果并不乐观。接下来，国际社会面临的选择很清晰：要么改革卡利基金，引入更具约束力的缴费规则和更透明的治理机制；要么接受自愿机制的天花板，另寻其他筹资路径。无论哪种选择，都需要回答同一个问题：保护生物多样性，究竟是谁的责任？当自然遗传资源的商业价值被不断变现，而保护成本却无人认领时，答案不应是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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