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基纳法索刺杀阴谋背后:军事强人的生存困境与非洲的民主悖论

深夜,布基纳法索国家安全部长马哈马杜·萨纳出现在国家电视台的镜头前,面色凝重。”我们的情报部门在最后时刻拦截了这次行动。他们计划刺杀国家元首,然后袭击其他关键机构,包括平民人物。”他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清晰。

这是2025年1月初的一个普通夜晚,但对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而言,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军方宣布挫败了一起针对军事领导人易卜拉欣·特拉奥雷上尉的刺杀阴谋。策划者正是2022年9月被特拉奥雷推翻的前领导人保罗·亨利·达米巴中校。

**一、”电影式”的权力游戏:从盟友到死敌**

泄露的视频显示,策划者在讨论如何实施刺杀——要么近距离枪击,要么在特拉奥雷的住所安放炸药,时间定在当地时间1月3日23:00之后。这听起来像是一部政治惊悚片的情节,但在布基纳法索,这是残酷的现实。

达米巴和特拉奥雷的故事,是非洲政治中典型的”盟友变敌人”剧本。2022年1月,达米巴通过政变上台,推翻了民选政府。仅仅8个月后,当时还是达米巴下属的特拉奥雷发动了另一场政变,将他的上司赶下台。达米巴流亡邻国多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愿继任者一切顺利”。

如今,流亡者变成了刺杀者。根据萨纳部长的说法,达米巴动员了士兵和平民支持者,获得了外国资金——最重要的是来自科特迪瓦的7000万西非法郎(约12.5万美元),并计划在外国部队干预之前摧毁该国的无人机发射基地。

**二、刺杀阴谋背后的”三层困境”**

这起刺杀阴谋只是特拉奥雷面临的冰山一角。这位37岁的军事领导人实际上被困在”三层困境”之中:

第一层是内部权力斗争。自2022年9月掌权以来,特拉奥雷至少面临了两次政变企图。每一次未遂政变都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军队内部深刻的分裂。在布基纳法索这样的国家,军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各种派系、部落和利益集团的集合体。

第二层是日益严重的圣战暴力。根据联合国数据,布基纳法索有超过200万人因恐怖主义暴力而流离失所,占全国人口的近10%。”萨赫勒地区(包括布基纳法索)的恐怖死亡人数比世界其他地区加起来还要多。”BBC的一篇报道如此描述。特拉奥雷承诺要解决安全问题,但现实是,暴力仍在蔓延。

第三层是国际孤立。布基纳法索与马里、尼日尔一起退出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这三个由军方统治的国家组成了一个”萨赫勒国家联盟”。特拉奥雷政府多次指责科特迪瓦等邻国干涉其内政,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三、强人的”民众支持悖论”**

最令人深思的是,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尽管被批评者指责为专制——包括任意逮捕军官和限制媒体自由,特拉奥雷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民众支持。

为什么?

答案可能在于非洲政治中的一个悖论:在安全崩溃、国家失效的极端情况下,民众可能更愿意接受一个”能提供安全的强人”,而不是一个”无法提供安全的民主政府”。

特拉奥雷精心塑造了一个泛非主义领导人的形象,批评西方影响力,主张非洲自主。在社交媒体上,他被称为”非洲的狮子”,他的演讲视频在非洲大陆广泛传播。对于许多厌倦了西方说教、渴望真正独立的非洲年轻人来说,特拉奥雷代表了一种新的希望。

但这种支持是脆弱的。军事强人的合法性建立在两个基础上:提供安全和经济发展。如果特拉奥雷无法兑现安全承诺,如果经济继续恶化,民众的支持可能会迅速消散。

**四、非洲的”民主-安全困境”**

布基纳法索的故事不是孤例。从马里到尼日尔,从乍得到苏丹,类似的剧本在不断重演:民选政府无法应对安全挑战→军事政变→强人上台→新的权力斗争→不稳定循环。

这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安全威胁极端严重的环境中,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是否能够有效运作?当国家连最基本的保护公民安全都无法保证时,”自由选举”和”公民权利”对普通民众意味着什么?

这不是为军事政变辩护,而是试图理解一个残酷的现实:在生存成为首要问题的情境下,政治逻辑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五、刺杀未遂后的未来**

萨纳部长在电视上保证:”局势已得到控制。”但真的如此吗?

每一次未遂政变都会留下伤痕,加深军队内部的不信任。每一次对外国干涉的指责都会加剧地区紧张。每一次安全行动失败都会削弱民众的信心。

特拉奥雷现在面临一个关键选择:是进一步收紧控制,加强个人权力,以”稳定”的名义压制一切反对声音?还是尝试某种形式的政治开放,建立更广泛的联盟,寻找走出困境的出路?

历史经验表明,前者可能带来短期的稳定,但长期来看会积累更大的爆炸性能量。后者风险巨大,但可能是唯一的可持续之道。

**结语:窄门与宽门**

所有看似容易的”宽门”——军事镇压、个人独裁、民族主义煽动——最终通往的往往是更深的困境。而那些需要勇气和智慧的”窄门”——政治对话、制度建设、地区合作——虽然艰难,背后才可能是真正的出路。

布基纳法索的刺杀阴谋被挫败了,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这个西非国家,以及整个萨赫勒地区,正在为世界演绎一场关于权力、安全和民主的复杂实验。实验的结果,不仅关乎数百万人的命运,也可能重新定义我们对”治理”本身的理解。

当夜幕再次降临瓦加杜古(布基纳法索首都),特拉奥雷上尉或许会想起那个差点改变一切的夜晚。而他的选择,将决定这个国家是走向更深的黑暗,还是找到一丝黎明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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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纳塔克邦的立法困局:当’安全’开始吞噬’自由’,我们该如何选择?

    所有试图用法律来定义思想的尝试,最终都可能变成思想本身的牢笼。

    就在上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名为《卡纳塔克邦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预防)法案,2025》的立法。这项法案旨在遏制近年来在印度愈演愈烈的仇恨言论问题——根据一份报告,2024年针对少数群体(主要是穆斯林)的仇恨言论激增了74%,在印度全国大选期间达到顶峰。

    法案将仇恨言论定义为任何”在公众视野中发表、发布或传播的表达”,无论是口头、印刷、电视还是社交媒体。更关键的是,它将”传播仇恨言论”本身定义为仇恨犯罪,而不需要证明其导致了实际暴力。法案规定,一旦定罪,被告将面临1至7年的不可保释监禁和5万卢比(约550美元)的罚款,对累犯的处罚更为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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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项看似旨在维护社会和谐的法案,却在印度社会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反对者警告说,这可能会以公民自由和言论自由为代价。

    **一、法律的利刃:保护还是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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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法案赋予了邦政府命令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删除其认为属于仇恨言论的内容的权力——这一权力目前只有联邦政府拥有。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行政机构”——高级警察和行政官员——决定什么言论属于法律管辖范围的广泛自由裁量权。

    最高法院律师桑杰·赫格德警告说,这项法律可能被各政治派别滥用。”一个政党的仇恨言论是另一个人的政治宣传,反之亦然。仅仅因为你不喜欢某些言论,它并不会变成仇恨言论。”

    **二、定义的模糊:当法律试图捕捉思想**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法律如何定义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

    印度国家法学院助理教授西达尔特·纳拉因指出,这是”一个邦试图在法律中定义仇恨言论这一术语的尝试,它超越了现有的关于促进敌意和激怒宗教感情的条款,将针对种姓、宗教和其他身份的言论包括在内。”

    然而,他认为该法案模糊了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之间的界限。纳拉因认为,仇恨言论应该被起诉是因为它可能导致暴力,但目前的措辞将传播本身视为仇恨犯罪,即使没有暴力随之发生。

    专家们还引用了2015年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该裁决规定,将言论定为犯罪的法律必须精确,不能模糊或过于宽泛,以避免”寒蝉效应”——人们因害怕被起诉而自我审查。

    **三、权力的悖论:谁来监督监督者?**

    倡导者和法律政策专家阿洛克·普拉萨纳·库马尔表示,虽然法律背后的意图可能是好的,但存在”巨大的滥用空间”。

    “第一步是警察;司法机构要晚得多,”库马尔说,他认为法律的广度和严厉惩罚可能会促使警察根据政治信号而不是独立判断采取行动。

    社会活动家吉里什·巴德瓦杰在写给邦总督的信中表达了类似的担忧:”该法案规范的是公民,而不是仇恨言论。它赋予了’行政机构’过度的自由裁量权来决定什么言论属于法律管辖范围,增加了利益冲突的风险,特别是在政府受到批评时。”

    然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卡纳塔克邦政府高级官员告诉BBC,该法案将通过消除提交指控书需要政府许可的要求来赋予警察权力,从而排除权力滥用的可能性。

    “警察将不得不直接向法院提出申请,并为不作为或错误承担后果,”这位官员说。

    **四、自由的窄门与安全的宽门**

    这场争议的核心,实际上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哲学命题:在自由与安全之间,我们该如何选择?

    所有看似安全的”宽门”——通过严厉法律迅速解决问题——最终通往的往往是更逼仄的困境:思想的禁锢、创造力的枯竭、社会的僵化。而那些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窄门”——通过教育、对话、社会融合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背后才是真正开阔的社会风景。

    卡纳塔克邦的立法尝试,本质上是在为”思想定罪”划定边界。但思想的边界从来不是直线,而是流动的、模糊的、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重新定义的曲线。当法律试图用刚性的线条来捕捉这些流动的思想时,它要么会错过目标,要么会捕捉到太多本不该被捕捉的东西。

    印度作为一个拥有多元宗教、语言、文化和种姓的社会,其复杂性远超任何法律条文能够完全涵盖的范围。仇恨言论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撕裂社会、煽动暴力、破坏和谐。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可能不在于制定更严厉的法律,而在于培养更宽容的社会、更理性的公众、更有责任感的媒体。

    **五、在悖论中寻找平衡**

    卡纳塔克邦的立法困局,实际上是现代民主社会面临的一个普遍困境:我们如何在保护少数群体免受仇恨言论伤害的同时,又不损害多数人的言论自由权利?

    也许答案不在于寻找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而在于接受这是一个需要持续平衡的过程。法律可以设定底线——明确禁止那些直接煽动暴力的言论。但在此之上,社会需要的是更多的对话空间、更好的媒体素养教育、更强的公民社会监督。

    正如一位法律专家所言:”我不太确定这项法案最终能否实现其预期效果。”

    因为当法律试图做的太多时,它往往什么都做不好。而当社会试图通过立法来解决所有问题时,它可能会发现,自己正在失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卡纳塔克邦的尝试值得关注,不仅因为它可能成为印度其他邦的模板,更因为它提出了一个每个现代社会都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愿意为安全付出多少自由的代价?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我们社会的未来面貌。

    **你怎么看?** 在言论自由与社会安全之间,你认为应该如何平衡?是应该制定更严格的法律来遏制仇恨言论,还是应该通过教育和社会对话来解决问题?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当’隔离’成为国策:联合国报告揭示的,不只是巴以冲突

    最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蒂尔克的一份声明,在国际社会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他在一份长达42页的报告中,用了一个在国际法语境中极具分量的词汇来描述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政策——’种族隔离’(apartheid)。

    ‘这是一种特别严重的种族歧视和隔离形式,类似于我们以前见过的种族隔离制度。’蒂尔克的这句话,像一把手术刀,剖开了巴以冲突表面之下的深层肌理。

    以色列方面立即反驳,称这份报告’荒谬且扭曲’,指责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完全无视以色列面临的根本安全威胁’。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外交辞令的攻防战中移开,真正聚焦于报告所揭示的那些具体、琐碎、却又无处不在的日常细节时,一个更为沉重的问题浮出水面:当歧视被系统化、制度化后,它就不再是个人偏见,而是一种结构性暴力。

    **一、两张地图,两个世界**

    报告中最核心的发现,是以色列当局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和巴勒斯坦居民,实施了两套截然不同的法律体系和政策框架。

    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区分,而是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在约旦河西岸,两个相邻的社区,仅仅因为居民身份证上的民族不同,就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现实里。

    以色列定居者享受着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平整的公路、24小时不间断的电力供应、先进的医疗设施、优质的教育资源。他们的房屋建设得到政府批准和补贴,他们的经济活动受到法律保护,他们可以在以色列全境自由通行。

    而几步之遥的巴勒斯坦社区,道路坑洼不平,电力供应时断时续,医疗资源匮乏,学校拥挤不堪。巴勒斯坦人想要扩建房屋,需要经过繁琐且几乎不可能通过的审批程序;他们的农田被隔离墙分割,橄榄树被连根拔起;他们前往医院、探访亲友,甚至只是去邻村工作,都需要通过重重检查站,等待数小时是家常便饭。

    报告指出:’无论是取水、上学、赶去医院、探望亲友,还是收获橄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以色列歧视性法律、政策和实践的控制和限制。’

    **二、’合理理由’背后的制度设计**

    联合国报告使用了’有合理理由相信’这一法律术语,来描述这种分离、隔离和从属关系’旨在永久化’。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这不仅仅是一系列临时性安全措施,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制度设计。其目的,报告明确指出,是’维持对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人的压迫和统治’。

    让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制度性安排:

    1. **土地 confiscation(没收)制度**:根据国际法,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的约160个定居点是非法的。这些定居点容纳了约70万犹太定居者,与约330万巴勒斯坦人比邻而居。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被大规模没收,用于扩建定居点或建设军事区。

    2. **双重司法体系**: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触犯法律,由以色列民事法庭审理,享有完整的正当程序权利。而巴勒斯坦人则被置于军事法庭的管辖之下,在那里,’他们的正当程序和公平审判权利被系统性地侵犯’。

    3. **资源分配机制**:水资源的分配是最典型的例子。以色列定居者的人均用水量数倍于巴勒斯坦居民。巴勒斯坦农民常常因为缺水而眼睁睁看着庄稼枯萎。

    这些不是偶然的疏漏,而是系统性的安排。报告指出,这种系统性歧视’长期以来一直是联合国的关切’,但自2022年12月以来,尤其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南部引发加沙战争以来,情况’急剧恶化’。

    **三、加速的隔离与凝固的仇恨**

    最令人担忧的趋势是,这一切正在加速。

    报告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张在过去两年中加剧。就在上个月,以色列批准了19个新定居点的建设,以色列部长们直言不讳地表示,这是为了’阻止巴勒斯坦国的建立’。

    ‘报告中记录的每一个负面趋势不仅持续,而且加速。这种情况每持续一天,对巴勒斯坦人的后果就会恶化。’蒂尔克警告道。

    这种加速制造了一个恶性循环:更多的定居点意味着更多的土地被侵占,更多的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更严格的限制意味着更深的贫困和更强烈的挫败感;而更深的挫败感,又为极端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四、超越巴以:系统性歧视的现代寓言**

    联合国报告将以色列的政策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相提并论,这不仅仅是一个外交指控,更是一个深刻的现代寓言。

    它提醒我们,种族歧视最危险的形式,不是街头巷尾的个别偏见,而是被写入法律、嵌入制度、渗透到资源分配每一个环节的系统性压迫。

    当一种民族群体被系统地剥夺土地、限制行动、区别司法、控制资源时,无论决策者用多么动听的安全理由来包装,其本质都是一种基于种族或民族身份的统治和压迫。

    国际社会在1994年见证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全世界都为此欢呼,认为这是人类良知的一次胜利。然而,近三十年后的今天,联合国人权高专却不得不再次使用’apartheid’这个词,来描述世界上另一个地区的现实。

    这不仅仅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问题。这是对现代国际人权体系的一次严峻拷问:当一国在占领土上实施系统性歧视政策时,国际社会除了发布报告和表达关切,还能做什么?

    **五、窄门与宽门:和平的悖论**

    报告的发布正值加沙战争持续、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以色列方面强调其面临的安全威胁,这确实是现实的一部分。然而,联合国报告揭示了一个残酷的悖论:

    以安全为名实施的系统性隔离和歧视,可能在短期内制造了一种可控的秩序,但从长远来看,它正在制造更深的不安全。

    被剥夺尊严、失去希望、生活在日常羞辱中的人群,永远不会成为和平的稳定基石。隔离墙可以阻挡身体,却无法阻挡仇恨的滋生;检查站可以控制流动,却无法控制绝望的蔓延。

    真正的安全,不可能建立在另一个民族系统性屈从的基础上。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基于压迫的稳定是脆弱的,基于歧视的秩序是不可持续的。

    联合国这份报告的价值,不在于它给出了解决方案——它没有。它的价值在于,它用严谨的法律语言和具体的事实细节,迫使世界正视一个被长期讨论但常常被外交辞令模糊化的问题:

    在约旦河西岸,正在发生的是什么?

    当’隔离’从临时安全措施演变为永久性制度设计,当’区别对待’从实际操作固化为法律条文,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更是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悲剧模式在现代的又一次上演。

    蒂尔克在报告结尾的警告,值得所有人深思:’这种情况每持续一天,后果就会恶化。’

    时间,并不总是站在拖延者一边。有时,它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而历史对系统性歧视的判决,从来都是严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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